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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骗官，官骗民，民骗官”，在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腐败即随之而来。本文摘自《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作者掌握丰富的民国史资料，通过将当年的官场重新“现形”，让人有机会了解那段已经逝去的历史。 现代“孔庙”拨地起 距南京鸡鸣寺不远处，有一座东岳庙。这里林木苍翠，景色清幽，大有闹市中的山林景象。 1928年冬，先后有几批政府人员来到这里踏勘地形、丈量土地。东岳庙的当家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来了两辆小轿车。前一辆车里走出身材中等，五官端正，着长袍马褂的一位大官，先在这里的人上去迎候，个个唯唯诺诺，毕恭毕敬。 被称为戴院长的这位大官，在众人簇拥下，把东岳庙的前后左右都看了一遍。然后他发话：“我看这里可以，院址就定在这里。你们赶快去绘制建筑蓝图，我亲自审定。还有，整个布局要像孔庙，要有气派，这是为国求贤的地方。” 不久，东岳庙就被拆除，一应道众被遣散或还俗，开始大兴土木。一年后，东方宫殿式的建筑群就落成了。 这就是国民政府的考试院。 考试院还有一奇，大门的警卫并非荷枪而立的士兵，而是身着古典服装，身佩宝剑的武士。大门还设有古乐队，凡遇庆典，笙箫、琴瑟、大胡、二胡合奏，悠扬动听。 考试院每逢集会，如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大小官员都着蓝袍黑马褂的礼服，按官等的高低而排班，自左至右，排列整齐，官等相同，则以级别高低，定好位置。 国民党1928年在南京组成行政、立法、考试、监察、司法等五院的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其中考试院操国家人才考选任用之柄。凡政府需要的公职人员，国家需要任命的官员，各个专业部门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都通过考试院考试选拔。 考试院初建，戴季陶励精图治，颇想有番作为。全院只有两三百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使有冗员闲曹，年终考核，就被淘汰。考试院的内部建设已具规模后，就着手建立各种官制官规。1929年拟订《公务员任用条例》，经多次修改，于1933年通过立法程序，由国民政府公布，称为《公务员任用法》。这是国民政府时期最早的一部官制官规的基本法。接着又先后颁布《现任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官吏服务规程》、《文武官员宣誓令》、《公务员奖惩条例》、《文官考试法》等，这样官制官规就更为完备。当时国民政府确也锐意改进，其目的无非想长治久安，无奈后来成为一纸空文。官风败坏，江河日下，终于导致最后败亡。 入闱考试似“坐牢” 考试院最根本的职能是文官考试，这个职能发挥得好，自然可以选拔品德与才学俱优的文官。然而考试院建院20年，历届经笔试及格的总人数在10万人以上，考试与录取引出种种弊端与笑话。 文官考试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程序都充满封建复古气息。高等文官考试，相当于科举的会试，会试录取者称进士及第。古时殿试前三名是状元、榜眼、探花，称三鼎甲。身经考试院文官考试的人，也都感到与封建时代的殿试气氛相似。 1931年7月，司其仁参加了考试院成立后的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这次考试筹备日期之长，动员人力之多，远远超过清末的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可说是最隆重的一次考试。”司其仁说。 考生先要报名(考前两个月)。在应考申请书上，考生不仅要填本人简历、报考种类等许多项目，还要填写三代祖先的姓名，并出具毕业证件和服务证明。资格审查合格者，才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及合格通知书。 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的典试委员长由考试院长戴季陶自兼。他为了过主考官的瘾，自称为主考官，并说仅任这一次，今生决不再任第二次。于是对内对外行文或发榜，他都用主考官名义，连事先印好的典试委员长用笺也一律换掉。为显示首届考试的意义重大，戴又对外宣布“开科状元”将得到破格任用，建议政府任命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名额不过30人左右，足见宠信之重，消息传出，应考者跃跃欲试都想夺魁。 首届文官考试时，当时考试院的闱场没有造好，而是选定八府塘的一处大的房子。采用扃(jing)闱(封闭)制。上自主考官，下至工作人员，全体扃闱一个月。扃闱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当时发生一起小插曲。襄试委员于能模入闱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人，前来看望丈夫，吃了个闭门羹，她怀疑丈夫是被逮捕，于是到考试院大吵大闹。第二届文官考试还是采用扃闱制，也发生一次意外事件，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有重要事情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做了个表面文章，汪院长商请戴院长再经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公务后，当日下午5时再入闱。此后，扃闱就不再严格，后来根本废除。 印刷阅卷讹误多 每一届的高等文官考试都分三次进行。第一试为甄录试，第二试为正试，第三试是口试。一、二两试是笔试，第三试是面试。第一试合格，才能参加第二试，第二试合格再参加第三试。分次淘汰到第三试时，人数已不多，原来数千人已只剩几百人。 应考人员在晨8时入场。每一试场都有人高举牌子引路，考生鱼贯进场。当时虽已废除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搜身制，但监试人员仍仔细察看有无夹带。考场中的防范也很严。监试委员高坐台上，鹰瞵鹗视。每一考场还有四个监考，在场中往来巡视。尽管防范如此之严，仍有人夹带作弊。 这样严肃庄重的考试，竟会出现试题错误。第三届文官考试，外交领事官的国际法试题把“国际地役”误为“国际地域”。试题发下后，考生中有人站起来问坐在台上的监试委员：“‘地域’是不是‘地役’之误？”那监试委员明知是错，却不正面回答，说：“监试人无权回答，你们如认为‘域’字确为‘役’字之误，按‘役’字意义回答也无不可。”事后查明这一字之误，是由于缮印的疏忽，但印发前却没有发现，主考人员难辞其咎。于是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兼试务处长陈大齐自请处分罚俸3个月，经戴季陶批减为1个月，这1月俸金是大洋800元。 阅卷、计分都是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先由襄试委员用蓝笔初阅，再由主持这科目的典试委员(由专家、学者充任)用红笔复阅计分。事前先议好评分标准。主考官最后定分用朱笔。试卷评阅结束，就要核算计分。计分自然不应出差错。就在第一届考试中，评分复查时发现将一份考卷少计一分，这人名落孙山。补上一分后，这人就被录取。事后戴季陶与试务处长陈大齐，只好自请处分，分别罚俸1个月和3个月，以此杜绝别人口舌。说到阅卷，还有一段趣闻。有一次某一考生的论文，东拉西扯，简直不知所云，某阅卷学者批曰：“雷霆惊锐，冰雪聪明，真是十二分火候。”典试主管对这批语大惑不解，只好拿去请教。这位学者问：“打雷是否打在天上？”答：“是打在天上。”问：“落雪是否落在地下？”答：“是落在地下。”问：“生病发烧厉害时是否胡言乱语？”答：“发高烧时自然是常有谵语的。”某学者说：“那不结了，此批即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烧得胡说八道’也。”相与抚掌大笑。 口试伸缩性很大，主考人往往凭个人好恶而定分。第二届考试时，有位应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的考生，外语口语不错，很流畅地作了5分钟演说，就被主考人淘汰。原因是这人打了一条红色领带，主考人认为他不够庄重。第一届外交官领事官的应考人冯某，他长相魁伟，穿着也很得体，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主考人对他印象极好，尽管他笔试分数为最末一名，竟把他提为第三名，并且内定他某国大使馆的要职。可惜这人后来未赴任就病死。 录取时“乱点鸳鸯” 按理录取非常严格要防止弊病。表面上也确实是严的。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虽连试数次都名落孙山。第一届考试二试揭晓，没有一个女的被录取。女典试委员张默君(邵元冲妻)为此大哭一场。因这意味着女典试委员“诚信未孚，阴德亏损”。戴季陶自夸“执法严明，弊绝风清”。但录取中也有随意性。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的高等考试，计划录取100名，可是按实际成绩尚不足31名，于是典试委员长决定一律加2分至5分，凑足100名。说到发榜本尘埃落定，无所更改，然而戴季陶却乱点鸳鸯谱。第一届高等考试的“状元”是朱雷章，由戴季陶亲自用朱笔在第一名上点一下。其实这“状元”是点错了，按总分最高的是教育行政人员第一名的周邦道，因普通行政人员排在前，周邦道就失去了状元。后来发现这错误，戴季陶仍将错就错。朱雷章后来还破格任用为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不过30余人，可算殊荣。朱雷章可算有幸。也有不幸的。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考试，论考试成绩第一名是禹振声，有人在戴季陶的妻子钮有恒面前对禹振声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亲兄妹结婚，有伤人伦，其实他是同姓结婚，钮有恒告诉了戴季陶，戴勃然大怒，“道德败坏至此，何以统率群僚”，大笔一挥，把禹改为第三名，原第二名的朱大昌提为第一名。禹振声没有被开革已算大幸。 戴季陶的随心所欲，不仅是上面所说的几件事。第二届金榜第一名是司法官李学灯，戴季陶亲自主持授证典礼并讲话，李学灯致答词。按第一届“状元”朱雷章例，本要将李学灯以立法委员任用。但李相貌不扬，穿着又不同于众人，那天的答词又冗长，戴很不高兴就改变原议，让李学灯先去法官训练所学习，再派工作。1939年在重庆举行抗战后的第一届高等考试，戴季陶一时心血来潮，把第一名“状元”王述曾送上监察委员的宝座。 “为国求贤”成笑柄 文官考试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病，但还是遴选人才的正途。当时流行“考小不考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小官要考，大官不要考。简任级的大官，可以从有“特殊贡献”或“特殊著作”者中遴选，这就为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病逝后，他没有续娶，说为了尊重原配夫人的恩爱，而他与一个年轻姑娘同居。这姑娘姓赵，人称之为赵小姐，她是钮有恒的表侄女。她虽年轻倒懂得培植私党，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让戴季陶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职，而院、部、会内的大小官员，无不敬之畏之。 按《文官考试法》规定，凡经考试录取人员分发到各部门都应“尽先任用，遇缺即补”。但国民政府的各个院、部、委员会、局并不欢迎这些人员，因为这些人员毕竟是“正途”出身的，大都经过一番苦学磨练，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工作能力。不像原来机关的那些因人成事、庸碌无能的人员，他们去了自然会影响到这些人员的位置。于是对考试人员进行排斥，即使收下的宁可给钱养下来，任其投闲置散。一、二两届考试录取人员有七八个人分到内政部，长久得不到补缺，后来桂系(广西派)的黄绍担任部长、甘乃光任次长，这些候缺人员才得实授。而别的部门中分去的考试及格人员在遭到歧视后，就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内容略云：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投闲置散”，实令人心寒。身为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闻此事后竟袖手旁观，不加一辞。对这样的事或回避或迁就甚至变更法令逢迎豪门。财政部荐任秘书出缺，不补分发去的高考人员，补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送报铨叙部没有通过任命。孔祥熙又把孔令侃改为“特务秘书”。国民政府的官制里无此官名。铨叙部去请示戴季陶。戴沉思半晌说：“公务员任用法应该改了，秘书可以改为不受任用资格限制的职务；高考人员‘尽先任用的规定，应修改成‘考试人员与非考试人员轮流补缺’。你们照这办”。在场人听了不禁愕然。“这不是逢迎孔祥熙嘛，毕竟还是财神的力量大！”至于考试人员的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怕扩大影响，令各部会每一科设两名科长或设荐任科员安排考试人员，这非驴非马的安置，众人仍不满意。戴季陶训诫道“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这一下堵住了众人之口。所谓“为国求贤”原来如此。 摘自《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 李伟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