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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从小在家庭中受到严格的国学训练，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绪言中自述：“幼秉庭训，早览乙部”，已经打下了基础。清华学堂毕业后，去美国学习西方哲学，在哈佛研究院时又学梵文和巴利文，掌握了研究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工具。当时便有志于以西方的方法整理国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吴宓、陈寅恪先生以此共勉，人称“哈佛三杰”。汤先生回国以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认为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包括西方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因此他要求学生读西方哲学家的原著，了解他们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推论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很有用处的。汤先生主张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而他自己对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也是精通的。在课堂上他不讲繁琐的考据，但在著作中他使用考据的方法辨别史料的真伪、分析歧义，常能发人之未见，提出令人信服的创见。汤先生学通中外，既能开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又能开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而“印度哲学史”一课，在联大一直是由汤先生讲授的。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三种不同的哲学史课，除汤先生外我还不知有第二人。 汤先生学问如此渊博，但他不主张只学习研究哲学通史，而是提倡学断代史，认为只有专门研究某一时期的哲学史，甚至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才能得到深入的成果。他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主要集中在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两段。汤先生自己开的课程，除“印度哲学史”是通史外，其他“魏晋玄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斯宾诺莎哲学”等，都是断代史和专人史。 汤先生十分重视哲学家的原著，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有关的哲学家著作，指定某些章节；有时在课堂上提出某个问题，要学生自己去读书思考，寻求解决；当学生回答得不够满意时，他还会告诉你应当到某章某节中去寻求答案。他是这样苦心地教导学生，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学会读书的方法。 贺麟先生写了不少文章著作，他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他认为“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华北日报>哲学副刊发刊辞》）。将哲学看做是人生的修养，足见贺先生受中国传统影响之深。他虽然出国多年接受西方哲学教育，但对中西方哲学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二年级上“哲学概论”课时，适值贺先生去重庆讲学，选的是郑昕先生讲的概论课。直到四年级时才选贺先生的“黑格尔哲学”课，我们同班五个学生（邓艾民、杨中慎、曹贞固兄均已先后去世，高崇学兄一直没有联系）就在晚上到北门街贺先生家中上课。贺先生讲黑格尔哲学时常和中国哲学联系，尤其是常和王阳明哲学联系。我们觉得很难理解：客观唯心论的黑格尔哲学和主观唯心论的王阳明思想怎么能联到一起？有一次我们向他提出问题，竟争辩起来，贺先生有点不大高兴，不欢而散。下星期我们再去上课时，贺师母亲自煮点心给我们吃。贺先生知道我们这几个学生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他不同，但他是宽厚的儒者，后来还尽量给我们帮助。 贺先生虽然以研究和讲授西方哲学为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一心向往的却还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前途。他是现今流行的“新儒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一九四一年他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被称为新儒家的宣言书。 贺先生是黑格尔专家，但熟识他的人却以为斯宾诺莎的生平和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他喜欢引用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纪念斯宾诺莎的那句话：“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对斯宾诺莎一再遭受放逐，过着磨镜片的贫苦生活，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哲学的精神赞不绝口。由此想到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他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唯心论中有好东西”，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二年级时听郑昕先生讲“哲学概论”课。其实郑先生讲的并不是哲学的概论，而是康德哲学的概论，所以一开始就将我们引入一个高深不可测的境界。那一年我们才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要到第二学期才能学到康德哲学的基本知识；可是郑先生一下子就将康德哲学的那些难懂的术语概念堆在我们面前，又很少做必要的解释，让我们如坠五里雾中。我在课堂上是很会记笔记的，能将老师讲的话几乎逐句都记下来，但在听郑先生的课时，往往只能束手记不下去，因为郑先生讲课有点像天马行空，他正在讲这个问题时，忽然又跳到另一个问题；也许他是觉得补讲一下那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可是我们却觉得原来好容易才掌握的逻辑线索，又一下子被打断了。下课后互相询问，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敢说自己是听懂的。但是郑先生讲课时是那么认真，他在上面讲述康德哲学，好像是在介绍一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那么真诚。无论在哪堂课上他都要讲到康德的那句名言：“悟性不从自然中求它的先天的规律，而是在自然前颁布它的先天的规律。”有时则将它简化为“为自然立法”。郑先生讲到这里时总是眉飞色舞，发出欢乐的笑容。我们也会被他这种真诚的精神所感动，发出会心的微笑；同时我们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是一道关隘，人们对形而上学，无论是要否定它或是要提出新的道路，都不能避开它，即所谓“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因此只能硬着头皮去设法理解它。 郑先生最爱读的是《庄子》，他论述康德哲学时也喜欢用庄子的语言，如“其入，则湛然清明，其出，则处理万机”；说康德是“睥睨古人，下开百世的思想家”。与其说郑先生是一位哲学家，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喜欢饮酒作乐的诗人。他生活放浪，不拘小节，连在黑板上写字，也是一会儿德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横七竖八；他在《康德学述》一书的“弁言”中说他写的这些文章是“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一笔之于书，剪裁为文”。这和康德生平奉行严格的生活规律，一时一刻都准时行事，恰恰成为鲜明的对比。我们戏说，这两位老师有个共同的特色：郑先生以逍遥自由的性情，却去研究最严肃认真、逻辑论证一丝不苟的康德哲学；而贺先生最重视心的直觉，却去研究最复杂的辩证推理的黑格尔哲学，正都是矛盾的统一。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贺先生可以说是尊崇，郑先生却更像是欣赏。 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我选柏拉图哲学为题，啃了半年五大卷Jowett英译的《柏拉图对话集》，读得糊里糊涂，充满了矛盾和问题。正好这时候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出版了，解决了我的疑难。我写的那篇论文实际上是从陈先生这本书中了解到的柏拉图哲学的一篇简单的读书报告，却以此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陈先生的研究生，开始听他的课。在他讲的课程中感到受益最大的是：在昆明讲的“柏拉图《国家篇》选读”和后来在北平讲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选读”。陈先生要我们每人都带一本英译的原著，上课时指定我们轮流先读一段，做出解释，然后他为我们讲授：从一字一句的意义到逻辑论证的分析，以及这种思想在整篇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影响。陈先生正是这样把着手教我们读书，从此我才开始知道应该如何阅读重要的哲学著作。 陈先生在德国留学长达十年，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精通希腊和拉丁文；他以这样严密的方法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写出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纠正了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相（Idea）”和具体事物“分离”的说法，深得他的导师、德国著名哲学家N.Hartmann的赞许。回国以后，陈先生以他对于分离问题的看法研究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这篇对话是柏拉图著作中最难懂的一个“谜”，两千多年来西方学者为之争论不休。陈先生的译注以详细精密的论证解释，为这篇对话做出了创造性的说明，认为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哲学从前期相论向后期多元范畴论转变的关键。陈先生这本译注是由贺先生主持的哲学编译会出版的，陈先生在该书“序”中不无自傲地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敢于提出中国人应该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上，和西方学者一争短长，这是何等的勇气和信心！它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可惜陈先生后来居住国外，他的著作又是用英文发表了。 最后还要谈到洪谦先生。在当时哲学系教授中，洪先生是惟一在国外专门学习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维也纳学派的。他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亲炙弟子，参加其核心“维也纳圈子”。据说是有些哲学系教授不喜欢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所以洪先生在联大时是外文系教授，只在哲学系开“维也纳学派哲学”课。我对西方现代哲学没有兴趣，只上过洪先生的“大二德文”课，洪先生很少讲文法，只选一些短篇的科学文章教我们读，还是在宣传他的哲学观点。当时联大许多教授在重庆《大公报》和昆明《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星期论文”，洪先生是一位经常有文章发表的作者，后来知道洪先生出国前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善于写这类文章。 摘自《不仅为了纪念》，作者：汪子嵩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5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