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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泉(1968-)，男，南京师大文学院博士后。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内容提要】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中国人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二是儒释道三学，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他认为汉学提倡“天人合一”，这与西方宗教“创世”概念迥异。叔本华在分析了朱熹理学的“天人一物”、“尽心知天”的观点后认为，儒释道三学皆属无神论；同时，汉学的这些思想与他的唯意志主义是一致的。 【关 键 词】叔本华/汉学/中国哲学思想 【 正 文 】 严格来说，叔本华并不是一位汉学家。因为，叔本华与他同时代的欧洲汉学家不一样，他不懂汉语，也没有造访过中国。与之相反，马礼逊等著名汉学家不仅精通当时的中国官话，还熟谙广东话、福建话，甚至他们还曾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就研究汉学的目的和角度来说，欧洲当时著名汉学家的目的非常明确，亦即传教，其研究视角仅仅是寻找汉学中有关宗教的成分[1](pp.93-100)；而叔本华的研究完全是哲学目的，也纯粹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汉学中的哲学思想，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从汉学中寻找能够印证他的唯意志主义思想的证据。他认为汉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我的学说的一致性是如此的明显和惊人”[2](p.144)。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是严肃认真的。他的汉学研究的材料来源是19世纪欧洲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著作。这一点很像我国著名的西学家魏源，魏源既没有周游列国，也不懂西文，但是他凭借大量翻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和大量国人撰写的西学研究著作，撰写了巨著《海国图志》。叔本华汉学研究的成果集中在他的最重要的两本著作中：《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年初版，后分别在1844年和1859年再版）和《自然界中的意志》（1836年初版，1845年和1854年再版）。前者只提到了中国的《易经》，后者则对中国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叔本华特别推崇理学大家朱熹，认为中国的理学与他的唯意志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可惜的是《自然界中的意志》直到1998年才有商务印书馆的译本刊行，再加上国人明通西学者疏于国学，精通国学者又无意西学，所以对叔本华“汉学研究”的研究目前仍属空白。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中国人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二是中国人的儒释道三学，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叔本华极力推崇汉学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即中国诸学皆无“创世者”的概念，相反汉学却认为“天人合一”。叔本华对朱熹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和“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朱熹《朱子语类》）的观点最为欣赏，因为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也认为人和世间万物皆是由“意志”推衍的，人只是意志的“客体化”。 自然和英雄：中国人最普遍的崇拜对象 叔本华认为中国具有高度的文明，但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有其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信仰学说。 叔本华是在对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两次传教失败进行了严肃的哲学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他说：“（传教士们）都顽固地热衷于把他们自己相对较新的信仰学说传入这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还徒劳地力图在它那儿寻找这些信仰的早期踪迹，结果他们并没有彻底地了解那儿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学说。”[2](p.136)叔本华所说的耶稣会两次传教失败是指1617年明朝禁教和1717年清朝禁教。 明清两次禁教均缘起于“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的“三祭”（祭天、祭孔、祭祖），耶稣会传教士内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认同派”，认为中国典籍中的“帝”、“天”，与西方宗教的“上帝”不过是“特异以名也”，对中国“三祭”持“不争”态度。另一派是以龙华民为首的“立异派”，认为中国“三祭”与耶稣会教条相悖，持反对态度。1616年，继利玛窦之后出任中国教区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意大利籍）禁止信徒参与中国习见的三祭仪式。这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魏忠贤等人认为这是铲除耶稣教的大好时机，便上疏朝廷，以传教士劝人只奉天主，不祭祖宗，教人不孝等罪名要求朝廷严令禁止。1617年，明王朝下达禁教令，传教士悉数被押赴广州、澳门，或改名换姓，或遁迹隐形，酿成南京教案。17、18世纪之交，耶稣会再次爆发关于“三祭”的争论，甚至罗马教皇几次下谕，谴责中国礼仪风习，禁止教徒行“三祭”，并屡派特使来华主持禁谕。1717年，一直对耶稣会的在华活动持宽容、袒护态度的康熙终于被激怒，针对教皇的“禁谕”，康熙也发出“百年禁教”的“圣谕”：“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见《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这两次事件促使欧洲人潜心研究中国，撰写了大量汉学研究的书籍，叔本华就是从这些书籍中了解中国的。 作者：郭泉 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