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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颖: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的灵魂(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科学的发展需要融合与开放 
    记者:作为一名医学专家,您怎样看待学科间(包括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张梅颖:我对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史比较感兴趣。我注意到,在古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浑然一体、合二为一的。16世纪以后,自然科学逐步从神学或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的纵深发展和技术应用,也就是不断发生的科学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面貌。
    我还注意到,在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上,许多鼻祖式的人物本身就是大哲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达尔文、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都在个体身上很好地实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和融会贯通。
    我国古代一直是重道而轻器,人文强而科学弱。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一著名难题,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贤们过于执迷于精神生活,热衷于形而上的甚至是虚空的东西,而对探究自然奥秘用心不够,甚至视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奇技淫巧。所以,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发出了“科学” 的呼号。
    根据我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大概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是促进科学的整体发展,除了有利于原有学科的深入发展外,还可以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如认知科学、系统论、社会生物学、医学伦理学等,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二是可促进学术共同体的整体繁荣,有利于提升学者的学术品位和境界。
    可是,观察当前的学术界,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得还远远不够,有时甚至是相互隔离,“尔域我疆”,界限分明。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科学的深入综合发展,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亟须改变。现在,中科院、社科院等机构开始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融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做法。这个工作,应当加强加快。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和互相学习问题。在科学的海洋中,每一个人的所知都非常有限,我们的学者不应好高骛远,贪大求多。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所谓人生有涯而其知无涯,就是这个道理。作为一个学者,更不应该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头扎进自己狭窄的领域而漠视其他学科的发展。学者既要有自信,也要倾听别人,西方有句谚语“把头伸过邻居的篱笆墙”,就是说人的视野要开阔些,要体识和学习别人的长处,闻自己之所未闻,学自己之所未学。这样,才能成为科学上的明白人,才能有大的作为。
    记者: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了提高我国学术界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请问在您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张梅颖: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只有提高学者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在很多问题上才能充分阐述自己的立场,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走出去,必须掌握三个要素:一是平台,二是人才,三是话语方式的转变。
    所谓平台,就是要培育打造一些高端、前沿的传播载体。只有通过这些载体,中国学者的声音才能更快、更准确地得到传播。如你们创办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就能作为一个较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能把一大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尖端人才凝聚起来,针对一些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及时发出中国学者的权威声音。
    所谓人才,就是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才德双全的学界精英。这些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桥梁和纽带,要不断地创造机会,让这些学界精英更深入、更频繁地融入国际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鼓励、推动更多的中国学者走上国际学术讲台。
    相比于前两个方面,话语方式的转变也许是最为关键的。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为此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套话、空话、官话,要尊重对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归结到一点,就是说出的“话”,要易于对方理解和接受。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走出去,同样必须遵守这个基本原则。
    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找民主
    记者:您的祖父张澜是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如今您又走上了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同时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请问您对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不是有更切身的体会?这项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梅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通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确实感到它是优越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创新,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大的自然灾害频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集中权力,凝聚力量办大事,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还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和挫折,例如对“大跃进”、“文革”的否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大动作反腐、打黑等。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热烈氛围中,中共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冷静地思考自身执政中存在的问题,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执政党务实、自信的表现。
    作为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应实实在在地有作为,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在实际工作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执政党在决策前,都要通过在政协的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这种做法已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成为执政党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现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高层协商每年达到15次到20次。
    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既尊重多数,又兼顾少数,承认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达到“和合”的最高境界。中国不是在两党对决中找民主,也不是在多党竞争中找民主,而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找民主,既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又防止“多数人的专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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