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先生的精神遗产（三）
三、萧先生的“人论”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人的重新发现”
萧先生说：“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①]萧先生在具体讨论“人的发现”时，时时突破了这一范围。
由于萧先生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又处于今世，故他的启蒙观，尤其表现在对天与人的关系，人的终极信仰，人与自然，以及有关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阐扬上。人不是单面的人，人不只是个体权利、利益、智力的集合体；启蒙也不意味着个体权利、知性与个性自由的无限膨胀；这不仅与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人的觉醒”不同，而且包涵了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工具理性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
萧先生揭示了《周易》哲学中科学易与人文易的价值，尤指出后者“超越占卜迷信之外的神道意识，对宇宙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穷理尽性’、‘原始反终’，圣人以此‘斋戒’、‘洗心’、‘退藏于密’的精神家园……往往涵蕴于‘人文易’的深层义理中，诸如宇宙既济而未济，大化生生而不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莫不言简意深，值得珍视。”[②]萧先生探讨“人文易”，使之与“民族魂”相联系，并借以批判启蒙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他指出：“人所面对的理世界，既有理性（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实然之理，也有心灵（价值意识）所感悟的应然之理。两者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但却永远不能互相代替……‘刚柔相错’所展示的‘天文’，属于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客观物象及自然知识的实然之理，但人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价值理想去‘观天文、察时变’，其目的和意义便离不开人文意识中应然之理的指向；而作为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和理论重心，构成‘人文易’的丰富内涵……内蕴于民族文化深层中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动力，是民族传统中最有活力的文化基因，可以长期影响乃至支配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素质和文化走向。”[③]
萧先生发挥了王船山《周易外传》中“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的思想，肯定人与天地的贯通，并在此基础上认同儒家的人禽之辨、华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④]
萧先生通过对唐君毅哲学的讨论，肯定以人的道德理性、精神自我来界定人的本性、本质，旨在超越物质现实与自然生命，反对自然主义、功利主义。萧先生肯定唐君毅，“首先是道德自我的建立……确立了自贵其心的个体独立人格及其自觉追求真善美等理想的价值，反对了重物轻人、重外轻内的各种拜物教及人的异化，且与梨洲、船山同调，高扬耿介不阿的‘豪杰精神’。其次是人文精神的阐扬。这是把道德自我作为精神主体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历史地总结中西人文思想的成就和异同，肯定了中国文化（包括哲学智慧、道德理想、艺术精神、人格境界、宗教意识等等）的精神价值，提出了通过中西文化的洞察和返本以开新，展示未来人类文化（自由、民主、和平、悠久等人文理想）的前景，并寄望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能够融摄西方之科学、民主与宗教的精神精华，以创建一理想的人文世界。以上两个层面，颇与传统的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成己与成人等致思程序相应。最后是文化价值的哲学升华。这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反刍，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进一步了解之后……将哲学系统扩展为以整个生命存在和心灵活动为基础，对人类文化的各种价值形态，对人类哲学的各种义理，进行哲学心灵的遍观和升华，即其最后完成的‘心有三向’、‘心通九境’的系统理论……”；“约而言之，从道德自我之建立到人文精神的阐扬，再进到文化价值的哲学升华，围绕着人，开展出人生、人心、人性、人格、人伦、人道、人极、人文的多层面慧解……君毅之学，人学也。”[⑤]我之所以长段引用以上原文，是因为萧先生借解读唐君毅的哲学阐扬了自己对“人”的全面、多样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超越了西方启蒙时代对人的理解的褊狭性。
萧先生对徐复观思想的阐扬，重视其对周初“忧患意识”的抉发，指出：“这种人文精神，以‘敬’为动力，以‘德’为目标，以‘成己成人’的社会义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应尽之责，因而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理性……认定性善说是通向人的终极价值和安身立命的桥梁，是确定人的尊严和人与人相互信赖的根据。故由‘性善’说可以推广为‘仁政’说，确定人民的好恶为指导政治的最高准绳，即中国思想史中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的最高的民主政治精神，只是缺乏民主制度的构想。”[⑥]萧先生特重徐先生对传统思想资源，主要是儒道资源中的自由精神、人格自由的诠释，最后指出：“他（指徐复观，下同）在孔孟儒学中发掘出道德自律与人格独立的主体性原则，他在庄学、玄学中又发掘出审美观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性原则。他既肯定人不仅是道德主体，而且是艺术主体，也就承认了主体的多元化，人还可以作为独立的认知活动的主体，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主体，科技与宗教活动的主体等……他力求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亦即主体自由的精神，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⑦]萧先生在对徐复观的讨论中包含有如下思想要点：人是全面的人，具有多元主体性；具体的现代人可以通过学习传统儒道思想资源，吸取“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而且说这就是现代价值的生长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
萧先生多次谈到人的有限性，人的缺失、弱点，人对自然与超自然的敬畏等，他不仅重视人文，尤其尊重、重视天与天道，尊重、重视地或自然，重视天地与人的贯通，重视世界上与本民族之大的宗教传统，全面理解个体人与天、地、他人、万物的关系，自身身体与心灵的关系。因为在中国哲学文化中，儒释道资源中，人文不与宗教、自然、科学相对立。由上即知，萧先生的现代“人论”是很丰富的，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再发现”。
四、萧先生的启蒙：既走出中世纪，又走出现代性
康德是在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之后，在当时的德国而不是法国的背景上谈启蒙的。康德所谓“启蒙”即人要有勇气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勇于自己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哲学包涵有人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看法。[⑧]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理性的普遍性的高扬。启蒙理性与科技的片面发展或所谓现代性带来人的异化，人的整全生命的被肢解，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人变成了物化的对象，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人丧失了自己的全面性。
针对康德“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福柯在二百年后解释，启蒙即是“出路”。萧先生也是主要探讨“出路”的。据韩水法研究，这种解读意涵着：“启蒙既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纯粹的运动，也不是人类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教化。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为者都是启蒙的主体；与此同时，每个主体对于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他本身就承荷启蒙和驱动启蒙。”[⑨]
杜维明指出，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不同，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并不能把人摆在宇宙大化的格局中来讨论，它只是把人当作一个与自然异化、与天道异化而独立出来的一种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人的特点在于，为了得到新的经验、新的真理、新的价值、新的成功，即使要出卖我的灵魂也在所不惜。无疑的，这样一种精神表现为‘以动力横绝天下’，它虽成就了鬼斧神工，繁兴大用，以至凿凿然不知其何所止境。但是它只是一种气命之伸展和周纳，而无托体之基，无精神归路，其结果当然也为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⑩]胡治洪总结杜维明的看法：“西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突出抗衡与制约关系的民主及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即为启蒙理念系统的核心与实质。这一系统发展出一种强势的人文精神，但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排斥性的人文精神……”[⑪]
如前所述，萧先生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片面民主、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等给予了系统批判，对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精神的差别有系统的论说。
萧先生的思想、精神中有显隐之两层，显性的是“走出中国中世纪”，隐性的是“走出西方现代性”，这两层交织一体，适成互补。我们对萧先生的思想，不能只突出其任何一面、一层。萧先生主张“两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要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⑫]他批判了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与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他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当代中国伦理共识的重建，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化中国”的讨论。
萧先生也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明对话”，他一贯充满了文化包容意识与多元开放心态，摆脱东西方中心主义。他说：“对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摆脱东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闭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认异质文化的相互交融”；“东方与西方有共有殊，东方各民族之间、西方各民族之间也各有同有异。”[⑬]他主张尚杂、兼两、主和的文化观，在差异、矛盾、对立中互动。这些方法也包含着“走出中国中世纪”与“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兼有、差异与互动，一体两面之交叉互动。当然，他的主要思路是，只有从现代性才能走出现代性。
综上所述，萧先生通过对文革的反省，针对国家、民族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紧迫问题，着力于西方启蒙理性与启蒙价值的引入，特别是发抉中国传统中与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过功夫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新思想萌芽等）。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萧先生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知识人，其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启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他实际上有着双向的扬弃，意在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恰好低估了萧先生的思维水平与他的启蒙论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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