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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老子的《道德经》目的在于消弥有限，其手段是两端的辩证双向往反(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仍含执着，偏重生成。那么在庄子那里则彻底消弥了这一切牵强与执着，归至精神于无始，神游无何有之乡，弃小知，绝形累。在庄子看来，闻道之人，能“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人于不死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总之，要忘我、忘物、忘适，以致忘“忘”，由此可见，庄子的独特之处在于超越时空的有限性而人无何有之乡，从而神游于无待的逍遥境界。人对时空的超越就是对有限的超越，因而就消除了“人为物役”的异化境地，既不为仁义所拘，也不为技术所制，财富、权势、野心、贪欲等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就自得消解，还人与天地以神游的至德之境，摆脱了一切“物役”从而获取了绝对自由:无意志、无愿欲、无人格，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从而实现了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的同一。老庄哲学的致思主题因而就是对“朴散”、“道废”的拯救，使失落于“有限”、“有待”之荒原的人生复归于“无限”、“无待”之故乡。 三、禅宗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禅宗的致思主题在于，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皆出于把一个真实而绝对完整的东西分裂为两半。人们忙碌于现实世界的事功争斗，用心于对人与自然的逻辑抽象;人类作茧自缚、自设牢笼，执着于自我中心，沉迷于营苟偷生，这是人类原罪的先天状态:“业”与“惑”。宗教的使命就是对这种原罪性分裂的弥合，是一种终极的眷注，指向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圆足的境界。 中国禅宗所关切的主题虽与儒道一样是本体的分裂，但又具有历史的特殊内涵，主要表征于三个方面:其一，经籍符号的外在权威与佛僧内在精神的分裂。一千二百多年的印度佛教与绵延六百多年的中国佛教，两者各自所拥有的浩翰经卷，以及林立的宗派和无数高僧。作为中国佛僧，语言翻译把他与“西天真经”又隔一层。文字符号与人所构成的精神物质世界，在任何个体僧侣面前都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而宗教信仰的性质又使这种权威甚至包含着对个体残酷的专制性(宗教裁判与革除教门)。其二，体验与智慧的分裂。 作为体验之“定学”的禅，与慧学“般若分立，后者只关教理，成为义学。”佛僧们终生“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佗际”，勤于义理格致，而丧失了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怀，危及、蜕变了宗教自身的性质:知性思维对体验的排挤削弱了宗教感情，外在权威与个体的对立又缩小了宗教的大众性。其三，宗教自身的悲剧性分裂。本来，宗教是以弥全人类的本体性分裂为目的的，但它却建立起了世俗界与宗教界的二元分割，割裂了人类精神生活与其基础和根据的一致性，使自身成为终极领域并且鄙视世俗领域，使它的神话、教义、仪式和戒律成了终极标准，并迫害不屈从于它的人。这是宗教自身的异化:它忘记了自身的存在是人与自己的真实存在悲剧性分裂的结果。这种异化的结果带来了自身的危机:成为世俗世界反抗宗教的理由。而这既是宗教的不幸，也是世俗的不幸，因为它们都基于分裂的一端，都忘记了它们的不可分割性。 禅宗在中国的出现正是为此而行补偏救弊之功，召唤人们对圆神整体的体验。针对“外求”、“自失”的分裂现状，禅宗大倡“明心见性”，“发明本心”。慧能因其无知而致其知，“无知”使他不失其自性圆足，自性圆足则佛性圆足。在他看来自性不归，无所依处;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所以他强调:“佛向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从而消解了“定”、“慧”分离的局面，达到了“戒”“宝”“慧”“三学”一元:般若智慧化了的禅或禅化了般若智慧。它既是修身养性，又是义理思辩;既是感性色相，又是最高本质;既是主观内省，又是客观外求;既是一己个体，又是大千世界。禅，就是人全部生活本身。从此，禅走着“破执”、“破惑”、“破破”的路，不断剥蚀自作之茧，而还人一清新朗照的佛的天地。 儒、道、禅都是对“人为物役”的反思，都是对人类丧失精神家园的忧患。重建家园，打通隔阂，是它们的使命。其致思主题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后现代价值。 作者：苏晓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