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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周而复始的帝王循环和朝政更替是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文化和娱乐体育文化滋生的丰厚土壤，也使得人们难以接受和吸收多元融合的体育文化思想，从而造成了体育文化在观念上的保守，这更多地是受“好常恶变，故土难迁，崇尚古之盛世，笃信祖宗家法”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维护一致和稳定自我以及在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时“固步自封”的功能，因而与包容并非完全矛盾，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一味地回看历史使得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保持了传承的神秘性，体现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守成规，遵法守信，以至于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文化思想，这必然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上的禁锢，成为阻碍体育文化“变通”、反对革故鼎新的思想定势和文化氛围，导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传递和发展。 应当说，因循守旧是古代农耕文明的特点，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农耕文明的依附性。钱穆先生认为:“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这充分说明两河流域的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的空间。譬如秋千，本是北方山戎之戏，春秋时，齐桓公(前685-643)北伐山戎时传人中国(参见《古今艺术图》)。到了汉代，秋千之戏由民间传人宫廷;南北朝以后，秋千之戏盛行于全国各民族。“秋千者，秋千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唐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序》)。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培育了体育文化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文化本位主义等保守观念，这种文化思想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当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还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内圣外王”、“刚柔相济”、家族本位、道德本位等文化思想的体现。此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的成就取向和教育性，对世界体育的和谐发展和人类健康具有永恒的价值。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轨迹，蕴涵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表明，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体育已经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8~5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对比了明代以前的中国与欧洲，他引证麦克尼尔等多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以赞许和肯定的态度说:“在前现代的所有文明中，没有哪一个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就是在中国文明的优越环境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史。转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