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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这几天正在放榜，各省市的高考状元仍将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不过近年来，社会对高考状元的追捧似乎有所降低，如“高考状元录取大户”清华大学透露，今年不会公布录取的状元人数。该校招生办负责人表示，社会对高考状元一年炒作一次，没人思考成才观和选才观，“高考选拔的确能招到很多优秀的学生，但不是全部”。（见《新京报》2011年6月10日《清华大学称今年不公布高考状元数》） 高校不再炫耀自己录取了多少高考状元，可以认为是反思成才观和选才观的结果，社会对高考状元不再“盲目”追捧，则更多是因为状元的表现影响了社会的评价。据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40%目前在海外进修或工作，在国内的职业领域主要为学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但取得突出成就，成为行业和领域顶级人才者较少，高考状元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见《广州日报》2009年5月15日《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出炉 学术得意职场难为》；《解放日报》2010年6月28日《千位高考状元成就远低于预期，过度热炒成原因》）这份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与社会上对状元的感知是大体吻合的——在人们的印象中，近年来政界、商界及一些热门行业的顶尖级成功人士，很少听说有谁是哪一年某省某市的高考状元。中国人是最讲实惠的，如果高考状元只是在高考时取得了高人一等的成绩，却未能在今后成为“职场状元”，不能给自己带来高人一等的权力、财富和名誉，那么，人们对高考状元的景仰与崇敬，自然就要大打折扣了。 对于高考状元不是“职场状元”，有人从多方面做出解释，说什么“这是对当前基础教育的讽刺”，“是对社会上唯文凭论、学历歧视风气的嘲讽”（见《工人日报》2007年8月10日《有感于“高考状元不是职场状元》），我看都没说到点子上。究其实质，高考状元是读书范畴中的代表人物，职场状元则是成功范畴中的代表人物，在读书的范畴中，主要培养一个人学习知识、遵守规范的能力，在成功的范畴中，主要考验一个人混迹职场（官场、商场及社会）、突破规范的能力。在中国，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学”和“混”这两种能力是矛盾的，甚至是相互抵消的。一个人在校期间如果主要致力于学习知识和规范，主要培养自己“学”的能力优势，那么“混”的能力势必受到很大的限制。等到他毕业后进入职场，走上社会，需要更多地发挥“混”的能力时，他强于“学”而拙于“混”，惯于遵守规范而不敢突破规范，就转化成了明显的能力劣势，对他的职场发展而言，势必成为越来越大的束缚和限制。高考状元难以成为职场状元，难以在行业和领域“混”成顶尖人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优等生们、状元们由于在校期间“学”得好，毕业后在职场上往往端着架子，保持着一定的矜持、清高和尊严，不愿意也不屑于去巴结领导、走上层路线，总觉得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吃饭最踏实，凡事先想到严格依照法律、遵循规范去办理。反之，像那些在校期间学习不好，主要培养自己“混”的能力的学生，毕业后最大限度地发挥溜须拍马、纵横捭阖的“厚黑”本领，为谋取权力、财富、名誉不讲规矩，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很快就“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无不说明，“混”的能力成了最重要的能力，最核心的竞争力，即便是大学里的教授、研究所里的研究员，光有过硬的“学”的能力（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也没用，还必须得有过硬的“混”的能力，能够“混”来课题、经费、行政职务，才能在大学、研究所里成为成功人士。 “学”的能力与“混”的能力严重割裂，成绩好的学生反而在社会上“混”不好，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这是优等生们、状元们的尴尬，更是社会的悲剧。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科举制度，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人才培养机制，读书的规则大致相当于成功的规则，所以产生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包拯、寇准、杨慎、张居正、海瑞、徐光启、林则徐、张謇、蔡元培等一大批状元、进士出身，同时又在实务领域卓有建树的杰出人物。科举制度当然有许多弊端，但仅就将读书规则与成功规则统一起来，仍不免让人心向往之。(潘洪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