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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你好！ 在你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校庆特刊”特邀我说几句话。我因敬重你，便遵命发言，并衷心祝贺你，祝福你。 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都是我国的一流教育重镇和一流文化重镇。但在我的心目中，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从历史上看，北京大学官办色彩较浓，“官气”较重，清华大学则由庚子赔款启动，“洋气”较重。北大从京师大学堂脱颖而出，中外多种知识并置，而清华大学则一直是追踪世界先进步伐的现代化先锋。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二、三十年中，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人文学术方面，清华的现代氛围都极浓烈。以人文而言，不仅前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的“国学院”，而且还有后来的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家君临课座，形而上的最高水平和最先进的学术眼光、学术方法全在清华。可惜五十年代之后，清华失去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实际上成了一座缺少灵魂活力的工学院。按照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者)的说法，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生命，倘若只有技术——工艺层面，那只是具有宽度与长度，唯赢得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才有生命的深度。因此，四九年之后的清华，最让人惋惜的是她丧失了生命的深度。那个时代的清华，学校高举的是影响全国的“又红又专”的旗帜，而所谓“红”，实质上乃是充当言听计从、不能独立思想的乖孩子。在这种政治第一的红色框架下，自然产生不了翱翔万里长空的雄鹰，只能产生规规矩矩的寻寻觅觅的鸡群。没有强大人文素质的支撑，不可能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和各种卓越人才。 八十年代里，清华的有识之士(包括领导人)似乎意识到清华生命中的根本阙如，及时提出“恢复人文”的构想，并物色了一批人文人才，这当然是有远见的。可惜时间太短，迄今为止，我们尙未看到清华灿烂的人文光辉和天才异象。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我要衷心地祝福清华大学在二十一世纪能成为一座立体的、既拥有宽度、长度又拥有深度的教育殿堂。祝福从这一摇篮里走出来的学子都不仅具有生存技能、专业技能，而且拥有最高的生命质量尤其是灵魂质量。 清华，你不是座落于清华园，而是座落于大宇宙。你应是鹰的摇篮，不是鸡的营地。祝你胸怀蓝空壁海，雄鹰辈出，在新世纪中大放光彩。 刘再复 2011年3月9日 附录： 清华诸子也属新文化范畴 ——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姜异新博士对谈录 姜异新：您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应当把与五四主潮 ( 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 ) 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学者的人文论述 ( 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 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共同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元文化景观？ 刘再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平。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都被视为保守派。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治征、胡先彇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动。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从1921到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直到一九二五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不过，他是一九一七年由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然。一九二五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一九二八年夏季辞去职务)。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并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于清华园茔地”。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更早就与清华大学有关系。一九二0年，他结束了欧洲之旅(从一九一八年年底开始，和丁文江、张君勱、蒋百里等同行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回到中国不久，就到清华讲述“国学小史”，一九二三年又再次到清华讲学。由于梁启超访欧时亲眼目睹西方的社会危机，因此回归故国后在上海吴淞公学发表演说并写了一些文章，认为中国数十年来一味效仿西方，终归失败，并认为中国不可以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在新文化运动热潮中，他发表这些意见，便被误认为是反新文化的保守派。梁启超被视为文化转向，王国维被视为拥护张勋复辟的遗老，吴宓被视为《新青年》的唱反派，于是，清华就被剔除于新文化的范畴之外了。我现在为清华请命，提出问题，是从两个层面着眼。 第一，是把“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这一范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开，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突出的、走向巅峰的部分。五四之前，晚清有个维新思想运动，这也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从1898年严复发表《天演论》和康梁维新运动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就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了。所谓新文化，乃是与中国故有文化相区别的带有异质的文化，即以西方理念为参照系的文化。梁启超提倡新小说，改变了中国文学史把小说视为邪宗的观念，便是新文学革命的先河，而他在史学上用进化史观取代循环史观，哲学上介绍霍布士、笛卡尔、洛克、康德等西方大哲(参见《西儒学案》)，这也是“五四”的先声。王国维介绍康德、叔本华等也应作如是观。梁启超把甲午海战前前后后的“接受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王国维语)的潮流，称作“晚清之新思想运动”，我们把这一新思想运动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与序曲，并不唐突。胡适、鲁迅这些五四健将无一不受其影响。胡适自己说，连他的名字都是在“适者生存”潮流下的产物。鲁迅则说他在水师学堂里最快乐的事是吃辣椒、剥花生米、读《天演论》。 梁启超认为，晚清新思想运动的主体不是西洋留学生，他说：“晚清之新思想运动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所以他责备说：“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他大约没想到，正是这些西洋(还有东洋)留学生，发动了另一种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把启蒙的重心从“新国民”(群)移向“新个人”(己)，而在运动兴起之时，他已踱入研究室写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尽管他对西洋留学生早有为微辞，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介入，但他毕竟为这个大运动开辟过道路。尽管此时他的思想已回归传统，立于保守之地，但叙述中国现代新文化史，都离不开身在清华的先觉者的名字。 第二，在五四运动中，胡适与吴宓的对立，《新青年》与《学衡》的对立，鲁迅对《学衡》的批评，使吴宓被“本质化”为反新文化的符号，这也是不妥当的。我这么说，本需用论文形式来论证，但我已“返回古典”，不想再进入这一论题。今天只能简单地讲讲。首先，我认为胡适与吴宓都是美国留学生，他们都在美国接受新文化、新思潮，只是接受的是不同学派的不同思想，胡适倾心的是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吴宓则师从白璧德(I•Babbit)。杜威实用主义理念所派生的“学校如社会”的教育思想，在美国影响极大。这种思想的正面影响是使学生不会当书呆子，负面则是不重系统的知识灌输和“德育”建构，而身在哈佛大学的白璧德则强调“纪律”(规律)，强调“规范”，包括讲文学纪律、文学规范，本就保守一些。吴宓在《学衡》杂志中，曾对白璧德及穆尔的人文主义思想做了认真的评介。这些评介，当然是新文化。此外，吴宓还用西方的宗教理念和哲学理念解释《红楼梦》，我曾引述过他的论述，其理念与方法都很新鲜。特别应当提起的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清华有两个同道，除了王国维就是吴宓。关于这一点，已故哲学家和西方哲学翻译家贺麟先生曾做过公道的评价，他说：“……从文化价值的观点，特别提倡美育或艺术，以作新文化运动时期，介绍新文化，改革旧思想旧道德的重要指针的人，当推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力主以美育代宗教，已揭示了西洋近代宗教艺术与宗教，同样做有力提倡，见到二者贯通一致，相互为用的地方的人，我们应举吴宓先生……吴先生所谓‘借幻以显真’，意思实与蔡先生‘艺术所以表现本体界之现象’相通。现象属幻，本体属真。吴先生所谓‘由美而生善’，与蔡先生认为美有增进超功利的道德之作用，甚为相符。不过吴先生对于宗教价值之尊崇，认艺术为方法，宗教为目的之说，便超出了蔡先生所处的启蒙时代的思想了，至于吴先生认政治实业等皆须有宗教精神充盈贯注于其中的说法，尤值得注意，蓋依吴先生之说，则宗教精神不一定是中古的出世的了，而是政治实业，换言之，近代的民主政治，工业化的社会所不可少的精神基础了。德哲韦伯于其宗教社会学中，力言欧美近代资本主义之兴起及实业之发达，均有新教的精神和伦理思想为之先导，吴先生之说，实已隐约契合韦伯的看法了。”(“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贺麟选集》第370-37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吴宓先生无论是努力评价白璧德、穆尔的人文主义思想，还是译述Heornle的《神、心灵、生命、物质》一书，或是讲美育、释《红楼梦》，都进入到世界西方新思潮的深层，我觉得应把这些深层论述列入五四新文化的内涵。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墓碑上的题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世界新文化的核心内容。拥有这种精神与思想的王国维、吴宓等清华学人，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应有重要的位置。 (选自《共鉴“五四”•“五四启蒙课题答问纪要”》，二〇〇九年香港三联版) (刘再复：旅美文化学者 以上为《看历史》供新浪专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