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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礼运》：儒家的温和派 《礼记》之书，杂采诸说而成，其中各篇著作年代能够确考的很少，各家争议则很大。关于《礼运》篇，康有为认为是子游所作，梁涛认为不当如此之早，当晚于《唐虞之道》，理由是在燕国的禅让实践失败之后，盛行一时的禅让思潮转衰，学者们逐渐放弃了激进的观点，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于是才有了《礼运》篇。[4] 本文同意梁说，认为《礼运》是作为《唐虞之道》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成篇上限不早于《唐虞之道》，下限则未可遽论。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运》） 作者借孔子之口，描绘了上古大同社会的景象。“天下为公”，郑玄注曰：“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天下为家”，注曰：“传位于子。”通读整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虽然极力赞美上古大同社会，但是既然现在大道已隐，天下为家，却也无可奈何。及至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总算也还不至于太糟，也还算是小康社会，这相比于“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的尖锐批评，确实要温和得多。 在《唐虞之道》出土之前，学者难以理解为什么《礼运》的作者竟然把禹、汤、文、武等古代圣人所统治世界称为小康，故而只好用“错简”的说法强为之辞。对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样具有墨家倾向的说法更是感到困惑。现在我们知道《礼运》大同小康思想的形成有它独特的理论背景；如果我们抛开门户之见，儒墨两家作为当时并立的显学，相互影响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