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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惕“标准化”迷思 大凡办教育的，都会承认，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大学”。在流行“与国际接轨”口号的今日中国，办大学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已经是共识，可还必须记得：第一，大学要接地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从评个人到评群体，从评学问到评道德，无所不有。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对此，学界有很多尖刻的嘲讽，我就不说了。 200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学术不是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则旧文，两年前刊在一个杂志上，不知怎么被“发掘”出来了。我在文章中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重刊旧文时，编辑删去了最后一段，那是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今天，我想追问的是，即便还有汤先生这样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他所在的大学会高兴吗？会不会动员他顾全大局，帮学校在评委面前说几句好话——起码不说坏话和怪话。 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是独立王国，无须监督，也不能评估，而是目前没完没了的“评估”，以及越来越细的“指标”，使得各大学都紧盯着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办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必定是，大学之间面貌迅速趋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标准化建设”，其背后的理念是“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估标准，去裁断五花八门的有着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大学，焉能不截长补短？我曾经提出，教育部管大学，不该“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抓小放大”——跟政府管国有企业的思路“抓大放小”恰好相反。对水平较高的一流大学，不再做例行评估，而是给予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而对于一些教学及科研水平不高的大学，则有必要通过制定统一标准，不时加以考核，促使其提升。 在我看来，目前让各大学应接不暇的评比，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因评估标准中有对于校舍、图书、设备等的具体要求)，提升了若干原本不太合格的大学的办学水平；缺点则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的雷同化倾向。不是每回都要求总结“办学特色”吗，怎么还会雷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有了“标准答案”，谁都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一所大学敢“另辟蹊径”的。于是，戏越演越认真，大家都逐渐进入了角色，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全都对照各种评估标准来办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什么好看，就上什么。 所谓“大学传统”，都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往往利弊参半。如今为了总结提升，必须“去芜存精”，且“上纲上线”。抹去了真正有价值的需要认真体贴的特性，拿得上台面的，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论”。我有点担心，各大学关于“办学特色”的总结，很可能越说越离谱。原因是：第一，谁都希望政治正确且立意高远，这么一来，很容易“大而化之”。第二，集体讨论，力保万无一失，结果是磨平了所有的棱角。第三，各大学相互借鉴，挖空心思做文章，反而丧失了自家的特点。 就拿各校的校训来说吧，就是这么变得越来越雷同的。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言简意赅，确实能体现北大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什么都有了，就是没特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又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下子更好了，政治上特正确，可就是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记得我当时略表异议，校长于是谆谆告诫：还是要“爱国”呀…… 阅读网上广泛流传的“中国著名大学校训大全”，你不能不感慨：中国人的词汇以及想象力，实在太贫乏了。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记得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说家吴组缃先生曾说过，宁愿被人说成是“司机”而不是“人”，因为，前者虽不准确，但还努力在抓特点，后者则几乎是不动脑筋。如此妙解，值得欣赏。 四、理解并尊重“学科文化” 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 不同学科与专业之间存在着隔阂，这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必然产物。同一学科内部，经由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从业者广泛认可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外人很难理解，更不要说插嘴了。长期以往，学科与学科之间，由于理解以及沟通上的困难，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偏见——你嘲笑我是“伪科学”，我说你那“根本不算学问”。各有各的学术视野，各有各的专业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与自爱。当这些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所谓“大学管理”，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 将近半个世纪前，英国学者C·P·斯诺论述“两种文化”，当时影响很大，现在看来过于“粗犷”了。可反过来，不断强调每个学科乃至二级学科的“特殊性”，又太琐碎了。像盖夫和威尔逊那样，依据“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教授在教育价值、教学方向和生活方式等文化问题上有重大的差别”，提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专业学科的四分法，我以为大致可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之间毫无联系；实际上，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层次，都有相互重叠的领域。”另外，在具体运作时，不同学科之间，还可能“合纵连横”，组成不同的“统一战线”。在《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中，我谈到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分裂”局面：“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面‘学问的隔阂’，已不再是斯诺想象中的那种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文学和理科为一方，社会科学以及工科为另一方。换句话说，一种是追求学理，一种是强调应用。这两者之间，知识类型以及学术趣味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导致了学术理念的巨大分歧。” 如何准确描述、理解、善待这种“学科文化”，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管理者来说，是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看来，专业化趋势不可逆转，所谓“跨学科”以及“学科交叉”，效果是很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学科边界”只会加强，不会消失。这么一来，大学校园里，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下局面：不同的知识结构、多元的价值取向、迥异的生活趣味、松散的集合方式。 15年的大学改革，中国的大学逐渐从单科性质的学院向综合大学过渡，甚至出现了不少“巨型大学”，而对于校长们来说，如何协调不同学科的利益、处理好主导学科与辅助学科的关系，既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又不伤害原有的学科肌理，是个难题。不仅仅是所谓“一碗水端平”，不过分看重并偏袒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还得尽可能理解不同学科的思路、尊重其趣味与选择。举个例子，由工科院校扩展而来的综合大学，在建设文科时面临的最大陷阱，不是“没钱”，而是用工科的思维及管理方式来“大力扶持”。办大学没钱不行，但有了钱，也不见得就一定行。 承认不同学科各有其传统，决策时不宜“一刀切”，这当然限制了大学校长的权威以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伯顿·克拉克称：“不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和宏观失控而使整个系统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就是因为过分强调秩序和组织的统一而导致权力的垄断，两者必居其一。不过，如果能够选择的话，前者的危害比较小，后者的危害则要大得多。”我希望略为补充：谈这个问题，新老大学应该分开。新大学亟须建立规矩与秩序，难免倾向于权力集中；老大学自有传统，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分权乃是明智之举。 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局面，如何驾驭全局，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这是大学管理中碰到的新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遴选，倾向于找“顶尖学者”。我认为，一流学者不该去当校长，为什么？可惜了！而且，当校长的，除了学术眼光，还需要管理才能。一流学者大都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当了校长，放不下自己的研究，还在拼命争课题、带学生，这样一来，两头都做不好。在我看来，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一流学者大都性格坚强，认准方向后，不听劝阻，锲而不舍，一直走下去，才能取得如此成就。作为学者，这是优点；作为校长，则未必。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有时候会阻碍他们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学科，弄不好还刚愎自用。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谈论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 五、重建“校园文化” 所谓“校园文化”，本该包括学生社团、文体活动、师生关系、院系传统等。这里着重讲“大学城”里的“校园文化”。 我们今天谈论“校园文化”，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各地政府花大价钱一次性建成的大学城，硬件都很好，但缺乏历史感和文化氛围。更要命的是，此举使得本就日渐疏远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因为，目前各地所建的大学城，一般都不设教师住宅区，于是，教师上完课马上走人，要不赶不上学校的班车。傍晚时分，你在大学城走走，全是“朝气蓬勃”的脸孔，一点也没有梅贻琦所说的“大鱼带小鱼”的感觉。这样的“校园文化”，很不理想。 记得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这里所说的“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包括同学之间的，也包括师生之间的。如今缺了后一种，全成了同龄人的对话与嬉戏，必定影响其精神成长的历程。 这个问题很严重，且带有普遍性，学界对此多有反省，我也在别的地方专门谈论过。除了抱怨与批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与其悬得过高，提出一些一看就无法落实的理想设计(如某大学规定，为每位本科生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面对如此局面，我们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 我的建议是：第一，各大学之间，相互开放课程并承认学分，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在紧邻的不同大学间自由选课(这本来就是设计大学城的初衷，但因教学管理以及“自尊心”等问题，很难真正落实)。第二，尽可能多地邀请各地著名学者，到大学城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以弥补无法“亲炙大师”的缺陷。第三，要求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及趣味，尽可能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大都这么做)。第四，尽快完善校园网络建设，教会学生如何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而不是因噎废食，为防止学生沉湎网络而禁止带电脑进校园。 回到最初引用的杜德斯达所撰《21世纪的大学》，书中有这么一句：“我们必须坚信，大学教育更深层次的目标虽历经千年却从未改变，从未消失，因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大学扩展并发掘了人类的潜力，使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代代相传，并创造出了影响未来的知识。”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大学理念，但又努力促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在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尽可能兼顾知识生产、社会效应以及精神价值。(陈平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