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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千古奇变，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学也经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在这一情况下，有许多志士仁人以保持和复兴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进行多元化的儒学复兴的努力。其中以宗教为形式在民间弘扬儒学就是很有影响的一条道路。这里以香港孔教学院为个案，探视海外孔教运动形成、发展及走势。 一、近代孔教运动及其思想 以香港孔教学院为代表的香港孔教活动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的，这就是近代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所倡导的孔教运动。 近代孔教运动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强烈的现实动因。无论是明末清初就传入的宗教思潮，还是随之而来的各种西学，都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构成了强大的冲击，预示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对这一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悲观，而是起而应对。他们看到了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在宗教层面发展的不足，特别是对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大肆传播，试图取代儒学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对传统儒学进行宗教化改革，以使儒家传统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并成为凝聚人心，组织力量，推动变法运动的宗教文化思潮。在民国初年政治腐败、社会混乱、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把改良政治、挽救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危亡的事业系于立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 康有为建立孔教的思路是受西方的启示，认为孔教应该获得正式的宗教地位，但他又认为孔教与其他宗教有本质的不同，孔教为人道教，其他宗教都是神道教，而人道教是在神道教基础上的进化，是优于神道教的。也正因为孔教作为人道教才具有普遍意义，才可以包容其他宗教，但并不阻碍信仰自由，这也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 康有为不但是孔教思想的奠基者，也是孔教活动的实践家。康有为的孔教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895年至1898年是其活动的第一阶段，此间正式向朝廷提出孔教主张并为之做了种种努力，形成了一定的声势。1899年至1911年是第二阶段，此间他流亡海外，其孔教活动虽然低落，但基本上完成了孔教的理论建设，并在海外成立了孔教会，积累了实践经验。1912年至1918年是第三阶段，是其孔教活动的再度活跃期，但参与者鱼龙混杂，统治者别有用心，因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孔教活动实际上宣告失败。①康有为倡导孔教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试图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欲模仿西方，把孔教提升为全民族的超越性的一神教，与专制体制剥离，这一思路是对的，应该沿此继续向前，使孔教世俗化、民间化、独立化（其实海外的孔教活动就是沿这一路子走的，所以应该肯定地说，这是孔教或儒教的正确发展路向），但他又要把孔教与现实中的专制君主联系起来，寄希望于专制政府。这样就造成专制政府乃是对孔教利用；一般民众对孔教不能信任；近代知识分子由于受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难以理性上认同。结果构成了他一生无法解决的矛盾，并在这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走向失败。② 继续阐发康有为孔教思想，组织孔教活动最得力的是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陈1905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不仅是近代早期汇通中西的学者，而且是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陈焕章认为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不仅是高于西方文化的文化，而且是高于西方宗教的宗教。他肯定孔教兼人道神道，而以人道为主，且孔子虽不言鬼神，却保持必要虔敬，也不乏宗教情怀。又论孔教之重伦理，其实都是儒学基本特征。他总结中国封建社会之灭亡，是有悖于孔教，不实行孔教之过。因为先秦孔孟重民，倡养民、保民、教民、通民气、同民乐，所谓“民本主义”。在《孔教论》一书中，他从经典、信条、庙堂、圣地、礼仪等方面，阐明孔教是一种宗教，孔教的经典是《四书》，信条详记于儒行篇，明列十七条，儒者以此自行奉守。孔教之庙堂就是各地的文庙，圣地是山东省的孔林。至于一切祭祀仪式，则详载于仪礼。凡读《四书》而受孔学熏陶的人都是孔教教徒。这些显然都是对康有为思想的深化和发展，表明陈之阐释孔教，还是以儒学为学理基础，以宗教为形式的。 陈焕章欲以先秦原始儒学重民思想来挺立孔教，以宗教的方式，向统治者输入重民理念，并形成与传统儒家的以道抗政、以学抗势类似而“以教抗政”的思路，在实现儒学更新改造的同时，使孔教成为可以与新政权抗衡的民间力量。可惜，孔教派把时代趋势没有看准，也把寄托希望的对象没有看准，造成了与封建军阀政客坑瀣一气的历史误解。因此，有学者这样评价：“孔教派作了复辟派的殉葬品。其实陈先生的尊孔读经和复辟派的尊孔读经不论宗旨和内容，都有原则上、本质上的不同。复辟派不过是利用伪儒作为篡权的工具，陈焕章先生却肯定辛亥革命，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弘扬孔学，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以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当时形势不仅紧迫，而且错综复杂，是非善恶搅在一起，真假难分。”①这个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香港孔教学院的发展历程 大陆孔教运动失败以后，陈焕章于1930年在香港创办孔教学院，自任院长，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并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第二任院长朱汝珍，同年奉准注册为慈善组织。第三任院长卢湘父也是康有为的弟子，很有办学经验，办学认真，重品德教育，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躬行实践，还创办了孔教学院下属的中学及小学。第四任院长黄允畋，1978年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第五任院长就是汤恩佳博士，自幼秉承家教尊孔,15岁时离开广东家乡三水一贫如洗的他唯有的就是一本《论语》，儒家思想成为他一生真正宝贵的财富，如今他是香港多家大企业的董事长, 而自己却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90年代之初，汤恩佳接任孔教学院院长之后即与印尼等地的孔教会联络，在复兴儒学、推广孔教方面十分活跃，对宣扬孔道之工作不遗余力。更把握中国政治风气渐趋开放的时机，在国内重新展开弘扬孔道的工作，越来越取得了社会各界的理解和认同。 香港孔教学院建立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讲学宣道。香港孔教学院自创立以来，一直提倡读经尊孔，讲学经年。除由院长主持讲学宣道外，并聘请硕彦鸿儒担任讲学，期间曾于每星期日在香港大会堂举办“国学讲座”，又曾举办“宣道月会”。为了弘扬儒学，编印过《弘道年刊》，并在有关报纸上主编“孔学”双周刊和“孔教”版专刊，近年曾出版《孔教学院丛书》，免费赠阅，以广流传。 （二）办学育才。本院创建伊始，即兴办学校宣扬孔道，迄今正副院长所管理的学校有六所，在其中的郭佩珍中学、大成学校、三乐周沕桅学校中均自四年级开始设经训科，选讲《论语》章句，中学各级都设经训科，教授儒学精要，课本《经训》四册由本院学者抽取以《论语》及《礼记》为主的儒家经典精义编纂而成。各校均以“敬教劝学”等为校训。敬教则春风化雨，乐育英才；劝学则遵导成俗，达德向善。 （三）捐赠圣像，捐建孔庙，捐建医院。除把树立孔圣像的工作扩展到国内，更捐款在国内倡建孔子庙及举办孔子文化节，以期唤起国人对孔圣之仰慕及儒道之崇敬。 （四）资助国内外儒学学术团体之学术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儒学研讨会。 （五）孔教学院已成功向政府申请拨款270万元将香港的小学德育课程规范化。近年孔教学院还大力推动社区敬老扶幼活动，各属校均积极参与，让莘莘学子能透过表演、筹款及嘉年华会等活动认识服务社会、热心公益及弘扬孔孟大同思想的重要性。 孔教学院同人在汤恩佳院长的积极领导下，日后将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一）争取国家将孔教作为宗教 以孔子的形象及思想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轴心，藉以增强爱国文化教育，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确认民族的尊贵及强化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 （二）争取国家定每年的孔圣诞辰为全民的假期，让家家户户重新认识孔子，知道尊重孔子，思索孔子的教训及反省本国文化的意义。 （三）将孔子的教义纳入小学、中学及大学的教材范围，大力发展以德育为本的教育，作为国家精神文明的支柱，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等物质文明同步发展。 （四）在各大小城市广设孔圣教堂或孔教青年会 开设教义讲座及举办各类进修课程及提供各类康乐体育设施，将孔教道理融入日 常生活中，让老、中、青各阶层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场所。 现在，孔教在世界上的实际影响也越来越大：香港宗教界人士一向承认孔教为宗教之一，孔教香港已经与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列为世界六大宗教，孔教学院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共同组设香港六大宗教领袖联席会议，借以切磋砥砺，并每年联合举行各项活动，促进情谊及宗教思想交流，为社会谋福利而努力，而且被选为六大宗教联席会议主席。香港六大宗教的合作精神，实为世界各地宗教树立了楷模。①瑞士世界宗教会也承认孔教为宗教，并邀请其参加1989年在澳洲墨尔本市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美国曾在旧金山举行过前所未有的祭孔大典，在世界眼里，孔教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②孔教学院70年来是爱国爱港团体，在教育、宗教等方面与其它团体教派平起平坐，担当重要角色，起了制衡作用，实为一个多功能的社会团体。他们倾其全力弘扬儒家文化孔子思想，以此为精神轴心，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用此来达致中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孔教学院还以宗教社会团体的方式参与香港的政治和社会事务，《香港基本法》定孔教为宗教团体。孔教学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委员，拥有七个选举人选票。孔教学院是香港各界庆回归执行委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成员。孔教学院参与香港政府一切有关宗教活动，如每年举行的和平纪念的宗教仪式等等。③ 三、汤恩佳先生的孔教思想 汤恩佳的孔教思想立足于对孔子多层面的理解和发展。他说：“孔子文化博大精深。孔子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圣人、宗师。他所创立的孔子文化，有哲理的思辨，有宗教的色彩，有社会政治学的宏观，有人学的终极关怀，有伦理规范的建构，有教育学的体系，具有文化的众多层面，体宏容深，识远思卓，无与伦比。”④当然他自己主要是继承康有为、陈焕章从宗教层面来理解和弘扬儒学的。为此，他对宗教进行了中国式的解释： “宗教”二字照字面解释，就是祖宗教诲的意思。简读就称宗教。孔子系中国的万世师表、教育宗师，他的教义是人力可为的宗教，有别于玄之又玄、“莫测高深”人力不可为的宗教。世人有下意识的忽略，只将“莫测高深”的宗教作为宗教。其实二者均可称为宗教，但双方的教义有别，希望世人日后改变这个下意识的忽略。① 近几年来，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他几乎每年都向大会提出一份恢复孔教或儒教为宗教的正式报告，详细论述了他有关孔教的思想，其中就儒学到底是“学”还是“教”的问题不是作历史的考证，而是主要从实效方面的思考，认为儒学是“教”更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学作为“学”，其内容包括认识论、伦理学、人生论、逻辑学等；作为“儒教”则包括祭祖、祭天、朝圣等等。“儒学”过去与现在均为极少数专业人员的研究对象，而“儒教”则为广大阶层的亿万百姓信仰与追求的对象。“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按照中国历来的解释，“宗”是指“一代宗师”的“宗”，“学者宗之”的“宗”。“教”是“有教无类”的教，杏坛设教的“教”，教化的“教”。宗教并不一定要和“神”或“上帝”联系起来。在中国人看来，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祭神”也祇是“如神在”，“敬鬼神”但要“远之”，但孔教仍是一种“教”。孔子以“教”闻名于世的，是儒家的宗，孔教当然有别于其它的教，孔历有2550年之久，历史比其它宗教更悠远，孔教是名副其实的“教”，我们是中华民族，应该用中华文化作主导去解释“宗教”二字②。汤恩佳先生特别强调，香港“孔教学院把孔子的思想称为孔教，并无迷信的意思。孔子有宗教思想而无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以人道设教，化民成俗，不想以神权的威胁，陷庶民于迷惑的境界。”③ 汤恩佳是把孔教放在世界多元文化当中独树孔教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品格来弘扬孔教的。2000年2月20日，他应邀参加印尼共和国孔教会新年团拜向宗教学术团体人士和穆斯林团体发表的演讲中曾这样说： 孔子的教义是“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仁者爱人”的伟大精神，而且孔教在历史上从未与其它教派发生冲突，没有排他性，因此本人非常有信心，会令贵国各族人民的未来一定共享太平盛世。④ 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由于儒家孔圣思想几千年的影响，多元民族在这个大家庭中和睦共处、互相尊重、互信互爱；在中国，各教派之间也是彼此敬重，相互学习，和睦相待；孔子思想儒家学说是人类特别是亚洲及东方民族智能的精华，它的宗旨是和谐相处，互利发展，共建美好幸福的大同社会，它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印尼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各教派之间的彼此尊重，相互学习，这对于印尼国家的兴旺，康乐与富强，我想孔子思想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⑤ 这就非常精辟地揭示了孔教的基本特征，以及孔教对于印尼这样的多元文化国家的积极意义以及普世价值。在多元文化并存的21世纪，不同的文化观相互影响，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西方不少学者至今还延续着文化帝国主义的专断排他意识，如美国亨廷顿教授就提出“文明冲突论”，把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并列为基督教文明的假想敌，并为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推波助澜。 汤恩佳以孔教的方式复兴儒学是有其良苦用心的，这就是欲以孔教抗衡西方基督教的大肆扩张，保持中国文化的血脉。他认为我们如果自我否定孔教不是宗教，就等如我国缺少一个适合国人口味的宗教，那么难免要输入外国的宗教了，怪不得这十年间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徒激增至接近5,000万，中华人民如信了基督教，就等如承认亚当夏娃是祖宗，那么就改了祖宗了。①因此，他阐发孔教的社会作用说：“孔学为教更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孔子儒家的伦理道德。孔学之为教的优越性在于能跨越国界、政党、宗教，及世界各民族，及能吸引更广大的民众，更能将孔子思想普及庶民，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对洋教的汹涌入侵有制衡、竞争及平起平坐作用。”②这说明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情况下孔教活动是保护民族文化，抵制被西方同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恢复孔教或儒教为宗教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1﹞对宣传儒教更有生命力！﹝2﹞如单是用学术去推行，只是教授与学者、专家、学生等范团之内，是占比数较少，普遍性不够。﹝3﹞有利于制衡外教入侵，坐大。﹝4﹞与西方各教派地位平起平坐。﹝5﹞更容易争取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因而更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团结、防分裂、自尊心、爱国情与传统的价值观。﹝6﹞亦可说孔子他是先知者，因他的思想直至今天2550年后，亦为世人所用。﹝7﹞国人有信儒学的自由，亦有信儒教的自由，各有各自的立场，不能否定对方。 四、香港孔教学院与大陆儒教派的比较 所谓“大陆儒教派”就是指任继愈先生“以一个宗教研究者的思维框架，用批判的眼光，按照宗教的一般样式，把儒教（理学）描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他的这一思想得到其后学的认同，现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儒教宗教论派’”。③“大陆儒教派”的儒教是教说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与孔教说是截然不同的。余敦康先生作为过来人曾经这样回顾到：“大陆的学术界，在60年代争论孔子是唯心论还是唯物争论问题，一下争论了十几年。然后，到了‘文革’期间，又争论评法批儒，把儒家的一些人物又拿来争，如果是儒家的就要打倒，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呢，楞说是法家，譬如说荀子是法家，王安石也是法家，明明是儒家也把他说成是法家。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到了80年代以后，就演变为一个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首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这一点我极为不满。另外呢，事先设定儒学是个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宗教是什么呢？就是鸦片烟，就是维护那个专制王权，为这个而服务，一整套专制王权靠儒学来支撑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要它。儒学在这个里面，起了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把它定位为儒学是宗教。那么，在大陆学界有些好心人就认为儒学不是宗教，是哲学，是道德，那是企图在一片打倒声中为儒学争取一点生存权，微弱的生存权。”认为儒教是教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否定论为前提的，把儒教为封建王权服务的意识形态，包括儒学，都在否定之列；而与海外现代新儒家的“知识背景，价值形态，意识形态迥然有别，不一样。”儒教是教说“是非学术性的，把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价值观念，核心的东西，几千年来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所形成的东西整个都消解了。”④邹昌林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泛宗教倾向与伪科学》一文中也有阐明： 五四以后，人们由于对康有为立国教的批判，逐渐对宗教抱否定态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在中国文化内部，反对宗教迷信的运动。这种思潮和运动，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中达到了顶峰。人们不但全盘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观念，而且与鸦片对中国人民毒害的特殊经历联系起来，而达到了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价值的目的。 正是这种矫枉过正的惯性力量，当文革结束不久，就引起了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显而易见，儒学是宗教的定位，在这里并非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即企图通过定儒学为宗教，把从文革后苏醒起来的对传统文化再评价的倾向压下去，只不过形式有了区别，即把纯政治的方法换成了学术的方法，以达到全盘否定传统，特别是儒学的目的。虽然如此，对于这种目的，我们也不想指责，因为文革刚刚结束，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思想转弯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想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但是，必须指出，这个问题的提出，既然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而且论证多是武断之语，则在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真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伪科学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提出不久，又很快地走向了沉寂。① 事实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传入中国后，受法国启蒙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我们更强调宗教的负面作用，如果把儒家文化与宗教联系起来，就贬低了它，所以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和倾向于继承儒家的人就很不愿意承认儒教是宗教。现在价值观发生变化，宗教在现实中的合理性和正面价值越来越得到了肯定，海外新儒家就是从正面肯定儒家文化的宗教性，海外孔教运动也是从正面肯定儒家是宗教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陆儒教派”就越来越失去了学理依据和时代效应。 另外，“大陆儒教派”在对待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基本态度上也是与孔教说截然不同的。“大陆儒教派”的奠基人任继愈先生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是把儒教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来进行研究的，认为“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②这样，他就有了预设的价值判断：儒教是封建意识形态，封建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是麻醉欺骗劳动人民的，儒教显然就只有否定价值。在这个前提下，他认为，早期儒学虽具有宗教意识，但不是宗教；从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儒学逐渐演变为儒教，宋明理学则完成了儒教的宗教化。宗教化的儒教虽不具有宗教之名，却具有宗教之实。宗教化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四书”，教派及传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其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儒教没有入教仪式，没有明确的教徒数目，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教有大量信徒。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注重内心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备的落后东西，儒教也应有尽有。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特点的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显然，大陆儒教派把儒学宗教化的目的意在贬低孔子，贬低儒学，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是儒教的神学思想体系，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学的死亡。 李申在《中国儒教史》当中把其师的“儒教是教说”极端地发展为“中国文化宗教论”。作者了从忽略哲学、历史等学理角度的拓展，而只运用一元宗教的框架阐释复杂而又生动的儒家文化，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轧平为一部上帝鬼神的解说史以及在上帝意志支配下的社会行为史，从而遮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和特征。将本来有着自然法传统的儒家文化往回推到一元宗教的上帝那里。这种走回头路的方式，显然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③对《中国儒教史》的反思表明，其思想方法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宗教化，与“儒教是教说”一样，《中国儒教史》承诺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儒教史》的内容表明，作者的思想理路是中国文化宗教论，由此形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宗教化的理论建构。①因此，“大陆儒教派”所说的儒教即以一元的上帝为主宰的所谓“儒教”；特别是他们对儒学取否定之态度，和“孔教论”的孔教毫无共同之处。 汤恩佳先生还说：“多年来，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宗旨与愿望，即通过儒学与儒教的复兴与传播去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思考和探讨儒学及儒教复兴的道路、方法与途径，我常常苦思苦想，有时辗转不眠，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成为我倾注心力的苦心追求与梦想。因为它的实现与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统一，确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把它作为生活中的第二事业来做，……”②以上都充分说明海外孔教运动是抱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把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并自觉地以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最高目标，这与大陆儒教派确实是南辕北辙的。 以孔教学院为代表的海外孔教是一种曾经在殖民地的强势文化以及今天多元文化的氛围中成为海外华人心灵的寄托，感情的归宿，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堕的象征。据许多出访海外的大陆学者反映，海外华人有一种心态，最怕大陆的学者去讲儒学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它就不能与当地的其他宗教平起平坐，争取平等，华人就没有一个合法的精神活动的场所了。在有些国家，华侨的孩子出生时报宗教信仰为儒教或孔教，当地政府如不承认儒教或孔教是宗教，就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困难。因此，许多海外华侨希望中国宣布儒教或孔教是宗教。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仍然还在争论，大陆的历史和现状又使得官方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使得儒教问题就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 海外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教主，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它与历史上的儒教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他们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在很大意义上是在宗教的活动方式上，在宗教的组织形式上来宗教化，而不是把它神学化，不是在理论上思想上把孔子神化，把孔子的学说变成神学，进行顶礼膜拜，搞成迷信——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孔教运动是传统儒学的民间化、现代化，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的基本品质。孔教运动及其思想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孔教在海外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排除让大陆承认孔教的一席之地，即政府承认其合法性，以宗教自由政策让其在大陆自主发展。让孔教以宗教形式在大陆民间发展最起码比让基督教在民间的大肆扩张要更符合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孔教毕竟只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 《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上下），张立文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11版 -------------------------------------------------------------------------------- ①喻大华：《晚清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②韩星：《康有为孔教说述评》，《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①杨子彬：《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国学论衡》第二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页。 ①汤恩佳：《孔学是人道的宗教——1993年香港庆祝孔圣诞辰1544年讲词》，《孔学论集》，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②黄启后：《儒教在香港宗教中的制衡作用》，《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③汤恩佳：《将孔教或儒教正式恢复为中国人民的宗教一事向广东省政协大会的报告》，见www.confucianacdemy.com ④汤恩佳：《孔子文化源远流长》，《孔学论集》，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①汤恩佳：《孔子学说以道德伦理为基础》，《孔学论集》，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②汤恩佳：《将孔教或儒教正式恢复为中国人民的宗教一事向广东省政协大会的报告》，见www.confucianacdemy.com ③汤恩佳：《体宏容深 博大精深 孔子文化 惠泽世界》，杨子彬主编《国学论衡》第1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④汤恩佳：《应邀参加印尼共和国孔教会新年团拜在孔教圣堂的讲词》，《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第四卷第220页，2004年9月香港孔教学院荣誉出版。 ⑤汤恩佳：《应邀参加印尼共和国孔教会新年团拜向穆斯林团体的讲词》，《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第四卷第215页，2004年9月香港孔教学院荣誉出版。 ①汤恩佳：《将孔教或儒教正式恢复为中国人民的宗教一事向广东省政协大会的报告》，见www.confucianacdemy.com ②汤恩佳：《在山东烟台“中华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01年8月25日，见www.confucianacdemy.com ③苗润田、陈燕：《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一个学术是史的检讨》，《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④余敦康：《“儒家与宗教”研讨会现场录音》（一）.WWW.Confucius2000.com ①WWW.Confucius2000.com ②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③王健：《人文学术研究应有严谨的学理基础——由<中国儒教史>想到的》，《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①鞠曦：《<中国儒教史>批判》，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②汤恩佳：《将孔教或儒教正式恢复为中国人民的宗教一事向广东省政协大会的报告》，见www.confucianacdemy.com 作者：韩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