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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产生于中国先秦，但因各种渠道的传播和历史的长期积淀，至19世纪，她已成为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传统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西学东渐的热潮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既存的儒学？这便成了东亚各国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在此期间，彻底否定者，有之；全面肯定者，有之；改造扬弃者，亦有之……；从而构成了东亚近现代思想史上一道风景线。尽管以上各国的国情民俗不同和儒学风格有异，但时代的课题是共同的。因而，研究“日本近代哲学之父”，“日本近代文化的建设者” （船山信一语）[1]── 西周（1829─1897年）与儒学的关系，至今仍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 （一） 西周由于有与日本同时代人一样的早年汉学学习经历，又有同时代人少有的留学西洋生涯，所以他是位难得的既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有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的重要学者。 西周早年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他自幼由祖父亲自授书教字，四岁读《孝经》，六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十二岁进藩学开始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遍读《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等蕴藏著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儒家典籍。（见西周《自传草稿》）西周在回忆其思想轨迹时说：“余也少而家庭之训诲，遵诸公之指导，以略得与闻圣贤之大道。”曾沉潜反复于《二程全书》、《正蒙》、《朱子语类》等书，“而奉诵有年，尝得其居敬惺惺之法而日行之，几如禅僧入定，然而自谓其道至矣尽矣，不可以加也。”“年十六七，略得读《左》、《国》、《史》、《汉》（即《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引者注）其他诸家之书，退而夷考诸宋学，其气象全然别矣。”[2] 西周十八岁时，偶患小病，需卧床休息数日，闲来无聊想看书。按当时的日本读书人规矩，卧看圣贤之书、濂洛之籍均属不敬，故找来日本古学家荻生徂徕的《论语征》，此书不属圣贤之书，可以卧看，越看越有味，连读三遍，渐通其意，“于是乎始知诸家不全非，程朱不可全信然也，乃又得徂徕集读之，读未一半而十七年之大梦，一旦而醒觉。”[3]徂徕学的创始人——荻生徂徕乃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家，五岁自学汉文，先信奉朱子学，后尊崇孔孟之学，他认为只有先秦儒学才有真义，后来学问全是伪说，继而批判宋学。正如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所指出：徂徕仍是“中国思想的祖述者”，其“价值基础仍取自中国古代儒家之书”，[4]因而，西周从程朱之学转向徂徕之学并未离开儒学，而是在儒学思想体系之中由信奉此派而转向彼派。西周还任过教授儒学的先生。他21岁时获淮游学大阪三年，先后在大阪的松阴塾、冈山的冈山学校学习儒学，毕业后任培达塾塾夫（私塾学长），兼任授读教官。1853年7月，西周到达江户樱田门户新桥的藩邸，任时习堂（以学儒学为主）的讲释，负责每月十六日的讲经。看来在早期的家庭启蒙、学校教育和后来任儒学教官时期，西周阅读了自先秦儒学至宋代理学的大量著作，从而奠定了深厚的儒学思想基础。 后来，西周又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滋润。他28岁开始学习英文，后任“藩书调所”助教。在此期间，他接触到较多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尤其在出国留学之前对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我窥视西洋性理之学和经济之学，实是可惊叹的公平正大之论，与从前所读汉学有很大不同。”[5]他从东方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的比较中，看到了后者值得肯定的长处。 1862年，西周作为日本幕府派遣的首批留学生赴荷兰莱顿大学随法学博士维塞林学习。维塞林既是荷兰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又是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通过维塞林，西周系统地接收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此外，他还学习了康德等其它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等。这些新的思想和思维方法对他的哲学创造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过三年留学从荷兰归国后，西周从新时代的高度和世界文化史的广度重新审视了东方的儒学。一方面，他指出了儒学有着严重的弊端，如儒学“对政（政治学、法学）、教（道德学）的思考的确混乱。”[6]二者差别在孔子学说中就不大明确，到了程、朱之时便更加模糊。实际上，政治学、法学均应从道德学分离，独立成为一种学问。“政、教”二者本身具有不同的功能，“今若区分，法者治人之工具，教者治身之工具。任何心理之物皆本于人性，从人性上得其本源者，易于混淆，易犯错误。但仅就名状说，法之思想以‘正’字为主，教之思想则以‘善’字为主，……正和善是分明不同的思想”。[7]从而批判了儒学历来主张的政教合一、以仁治政的思想。西周还认为先秦之后的儒学有过于重古之弊病，“汉儒所以不至卓绝者，因泥古二字。”[8]“泥古”乃抑制创造性、有碍于思想发展之痼疾。西周以上所指的确是儒学的缺点，也说明他能够冷静地对待儒学。同时，还表明先接受过儒学教育、后又经西方近代文化启蒙的西周与一味推崇儒学的江户时代传统儒学家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西周又充分肯定了儒学思想中的合理性。他认为，哲学在“西方世不乏人”，而在东方，兴于孔盂，盛于程朱。孔子的正名论也是逻辑意识的体现。“孔孟之道与西洋哲学相比，大同小异、东西相通、符节相合，此原本于人理而立，四海古今相同也。”[9]“东土谓之儒，西洋谓之斐卤苏比（PHILOSOPHY“哲学”一词日语之音译），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10]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虽二者形式有异，但实质为一，都是探求自然规律和人生真谛的学问。这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哲学中所包含的普遍性，说明西周并未因学习了西方哲学便倒向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而完全否定或抛弃儒学。 （二） 正是基于此深刻的认识，西周颇为自觉地以儒学为媒介来系统传播西方哲学思想和创建日本近代新文化。通观西周的著作，他主要通过下列形式来传播西学或建立新学： 第一，借用“易学”的表述方式来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阴阳观念最早出现在《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最具哲学意义的命题出现在《易传》，朱熹在诠释《周易》时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11]这些早年学习过思想在西周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界发展、进化表现为许多方面，但归根到底是由阴阳两方所组成，他说：“物实为阳极，虚为阴极，其于色，白为阳极，黑为阴极，七色为中间之象。其于知觉，热为阳极，寒为阴极，温暖为中间象。其于光，明为阳极，暗为阴极，若太阳之光辉，阳极大甚。其于有机性体，生为阳，死为阴，少则向阳，老则近阴。其于无机性体，金土是阴，火气是阳……凡此皆阴阳罗织为章。”[12]如仅就“阴阳罗织为章”来看，似乎无多大新意与古代哲学接近，但它是以有机体和无机体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从而为以“易学”为代表的“阴阳”学说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在旧形式下透露了新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