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徐水生） 古老的道家智慧对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物理学有何积极作用？这似乎是个异想天开的问题。然而，著名的现代物理学家、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以其辉煌的科研成果和特殊的工作经历，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使“神话”变为了现实。汤川秀树（1907一1981）192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科，1935年开始发表关于介子理论的系列论文，后任京都大学教授，1948年至1953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因提出介子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1年病逝于日本京都。汤川秀树在总结其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时指出：“和其它物理学家不同，对我来说，长年累月吸引我，给我最深影响的是老、庄等人的思想。它虽是一种东方思想，但在我思考有关物理学问题时，它仍不知不觉地进入其中。”[1]日本思想界有些著名学者认为，汤川秀树“表层是物理学家，但深层是哲学家。”[2] 中国学术界近年也有人将汤川秀树与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等人一起称为“新道家”。[3]总之，对于“汤川现象”有必要作认真地研究。 下面我以日本朝日新闻社1971年出版的《汤川秀树自选集》、日本岩波书店1985年出版的《汤川秀树著作集》以及汤川秀树的《创造力和直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三种原著为基础，来具体探讨道家智慧与现代物理学的有机联系。 第一， 道家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与现代物理学发展趋势极为合拍。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42章），“反者道之动”（40章），他观察到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庄子指出，天道犹如“大块噫气”的交响乐，瞬息万变，“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无变，无时而不移”（《秋水》）。他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移，盈虚、生死都只是一时的现象，其形态绝不固定。当然，老庄的发展和变化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如老子对转化的条件重视不够；庄子有过分强调绝对运动，忽视相对静止之弊。汤川秀树从积极意义上对老庄加以了肯定，他说，“老庄的思想，既不是宗教，又不是伦理。其特点可用不同于‘到达’的‘通过’或‘一时停止’来表达。所谓‘到达’与目标、终点相联系。相对来说，‘通过’有通过某点，在某点停止一时之意，有不是终点而是中间站的细微差别。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到达’和‘通过’的说法。”[4] 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界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随着生产与实验技术的不断发展，物理学遇到大量新课题，迫使人们认识到旧理论不是那么完善，因为它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新发现的一些现象。黑体辐射与迈克尔的实验使经典物理学理论碰到了巨大的困难，微观粒子的发现也提出了新问题，这一切导致物理学理论新的突破。二十世纪以来，相对论、量子论、原子物理学、粒子物理学以及凝聚态物理学等应运而生。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物理学的面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汤川秀树立足于近、现代物理学发展史，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喜欢具有“通过”特点的老庄思想。他说，在学问上，不可能有“到达”的终点。“普朗克、爱因斯坦几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推翻了牛顿力学。这可能说得有点过头，但总之牛顿不是终点，到达点。似乎应长时间停车，但结果只是应通过的途中一站。至今我还不知哪儿有终点？”“在《老子》、《庄子》那儿，没有明显的到达点。它们是非常独创、有趣的思想。仅此而已，绝无终点的看法是正确的。”[5]从此意义上来说，老庄关于变化、发展的思想与自然科学上的没有绝对不变的认识或定理，只有不断发现、不断创新、才能寻得新真理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二， 道家关于概念和真理的相对性思想可以获得现代物理学的非凡新意。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汤川指出，我是这样解释《老子》第一章的，“真正的道，即自然法则，不是惯例之道，常识之理。真正的名或概念，不是常见之名、常识性概念”。“变成如此的解释，也许我是物理学家。到十七世纪伽俐略、牛顿发现新物理学的道之前，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常道’。牛顿力学确立，并被称为正确的道之时，它便成了物理学上唯一的道。‘质心’这种‘新名’，不久成了‘常名’。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是从超越‘常道’，发现新道开始的。在今天，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形式的新道已成了常道，‘四维时空世界’、‘几率幅’这类奇妙之名，几乎成了‘常名’。因而必须再寻找不是常道之道，不是常名之名。如那样思考的话，二千多年前的老子话使人能获得非凡的新意。”[6] 关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哲学史界通常是这样解释的：“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恒常的道，可以称呼的名，就不是恒常的名。”汤川秀树的文字解释与此不同，但从思想实质上来说还是与老子哲学精神相通的。如老子说：“道常无名”。[7] 老子认为名称或概念不是绝对的，具有相对性。自然科学就是在不断淘汰旧概念、旧理论，创造新概念，新理论中发展、前进的，因而二者确有思想上的一致性。 第三， 道家“知鱼乐”类的直觉思维“贯穿着现代物理学的精神”。汤川秀树指出：“直觉能力在古代的希腊天才和中国天才那里都是天赋极高的。”[8] 直觉是指在已往经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突发地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而产生的思想。直觉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非逻辑性。道家的直觉思维方法在《庄子．秋水篇》有着生动的展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汤川秀树对此故事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指出，“此话表面类似禅的问答，实际上很不一样。禅总是把论证进行到科学无能为力之处，但庄子和惠子的问答表现了与科学的合理性和实证性有关的看法。惠子的论证方法看起来似乎比庄子更有逻辑性。一般认为，像鱼之乐这类很难下明确的定义，不承认实证是不可能的看法，接近科学的传统观点。尽管我自己是位科学家，但与庄子所说具有很强的同感”[9] 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请汤川秀树题字时，他常写“知鱼乐”三字。如日本名古屋大学理学院的物理学会议室墙上曾经长期挂着汤川所写的“知鱼乐”条幅。汤川秀树甚至在1965年9月在京都召开的纪念介子理论提出三十周年的基本粒子国际会议上，将“知鱼乐”的典故英译给外国的物理学家，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为什么汤川秀树对“知鱼乐”的典故如此钟爱并与庄子颇有同感呢？因为在当时的物理学研究中，逻辑证明和实验的方法在基本粒子探讨中表现了一定的局限。物理学家最感困惑的是所谓基本粒子的真正本性。一个肯定的情况下，基本粒子甚至比原子还要小得多，从更严密的观点来看，基本粒子很可能也具有自己的结构。但实际上，简直很难用实验手段来直接识别这样的细节。所以，汤川秀树又说，“我坚信用某些方法可以合理地把握住基本粒子的结构，而且当然我正在为寻找可能的答案而费脑筋。我相信这样的一天将会到来。那时我们将知道基本粒子的内核，即使这一切不会像庄子知道鱼的内心那样简单，但为了作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必须采取冲破现有知识框框的奇妙思维方法。”[10] 这里的“奇妙思维方法”就是庄子“知鱼乐”一类的直觉思维方法，经过科学地改造、提高，它可以弥补逻辑和实验方法的不足（或产生互补），有助于基本粒子的研究。 汤川的亲密科研助手——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也进一步揭示了庄子直觉思维方法的现实意义，他说：“‘知鱼乐’的精神正是贯穿着现代物理学的精神，它把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作为问题出来了。”[11]正如汤川秀树指出：“物理学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发展，就是走的这种道路。在这样事例中，单靠逻辑学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直觉地把握整体，并且洞察到正确的东西。换句话说，这里更重要的与其说是铲除矛盾倒不如说是在整体中发现和谐。” [12] 而老庄哲学中的直觉思维，经过科学改造后也能适合现代物理学的需要。汤川秀树还指出：“直至今日，有人认为东方的思维方式是非逻辑的，有碍科学的发展。这类意见不少，但我未必同意。”[13] 如在量子力学中有不确定原理、引进了概率的概念，西方人很难掌握，而东方人极易接受，这不能不说与东方思维方式有关。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以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直觉思维的合理性。 第四， 道家的类比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有利于现代物理学“寻找前所未知的真理”。类比是由两个对象内部属性关系的某些方面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可能相似的推理方法。用汤川秀树的话来说，“类比是这样一些方式（想像力发展等方式——引者注）中最具体的一种，它们把那些在一个领域中形成的关系应用到另一个不同领域中去。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一个领域。表现类比的最古形式就是比喻。······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14] 汤川秀树还指出，“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的类比的实质是可以简单叙述的”。“当两个事物之间的不同性和相似性都被认识得很清楚时，类比思维就会变得更加富有成果。”[15] 汤川秀树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类比特别是中国古代的类比（比喻），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其一，类比思维在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803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比较了古希腊原子论，细致地研究了当时所建立起来的当量定律和定组分定律，发现只要引入原子的概念并确定各种原子都有独立的原子量，就能圆满地解释这些定律。之后，他又建立了近代原子论，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突破。其二，西方科学家类比论的文化基础几乎都来源于古希腊哲学。作为一贯重视科学方法论，又具有东方文化素养的汤川秀树理所当然地也很重视类比法，不过，他更重视老庄思想中的类比方法。因此，他说：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等地区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或哲学家，他们教给人们大量利用类比或隐喻。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不但用它来劝说别人，而且也用它来找出他们前所未知的真理”。[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