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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学就像一江水 长江发源于高山，流经中华大地，汇聚众流，逐渐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巨流汇入大海。儒学就像长江水，也是从小到大，形成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汇入世界思潮，成为世界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大丰富了世界精神宝库。二十世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科技发达、文明进步，向儒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世界政局也发生很大变化，有资本主义潮流，有共产主义潮流，都风行天下。儒学在各种潮流冲击下也在不断地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儒学产生于两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产生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再局限于那块大地、那个时代。东风再大，也改变不了长江东流水。向东流如果是前进的方向，那么，儒学也是在不断的前进之中。 长江水不仅在流淌着，而且还在滋润着广阔的中华大地，灌溉着数千里的沿江生灵。儒学就像长江那样，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滋润着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培养造就了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为世界文明创造了许多精神财富。二十世纪，中华大地上的政治发生剧变，取消数千年的帝制，抵抗了外来的侵略，重新振兴起来。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儒学也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都继承了中国儒学中的重民、民贵、民本和吏为民役的传统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共产主义思潮，也都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都有相通之处。中国人有传统的儒家大同理想，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孔子讲仁者爱人，提倡德治；孟子讲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董仲舒认为爱的越远越好，也越伟大。毛泽东说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表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这位远方客人的崇高精神。这不也是仁爱思想的体现吗？ 社会是连续的，思想也有连续性。过去有些人喜欢讲思想的中断。例如唐代韩愈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近千年以后的他来继承。朱熹也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一千多年以后的他来继承。实际上，儒学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真的中断了，后代的别人还怎么能继承？国民党时代，有些人认为现在推翻了帝制，再打倒孔家店，中华民族的传统一去不复返了。崭新的中华民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现实的情况是，过不多久，就使很多原来满怀信心的热血青年大失所望。孙中山的“大总统”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又要恢复帝制。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气死，这本来是大好事。但是，好事多磨。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又使人民深受其害，并不觉得没有皇帝会比有皇帝好多少。苦难何时才是尽头？中国封建思想在延续着。有人想当皇帝，有人想当没有皇帝名义的皇帝。这说明虽然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作为具有独立性的思想观念还是存在的。鲁迅笔下的阿Q处于“顺境”时也做当皇帝的好梦。还有哪个中国人不想当皇帝呢？只是做不到就是了。这说明思想观念有独立性与延续性。同样道理，孔子儒家许多思想还留在人民的心中。 儒家有哪些思想留在人民的心中呢？儒家讲“三纲五常”，“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为臣纲，由于“君”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一届五年，取消了终身制，“君”与“臣”（公务员）的关系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君为臣纲，已经不存在过去的那种意义。父为子纲，现在只生一个子女，子女到远离家庭的大城市去上学，甚至到国外去上学，读了学士，再读硕士，有的又读博士，到博士毕业，已经三十岁左右，然后再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工作。在事业上艰苦奋斗，要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必须“只争朝夕”，非常珍惜时间，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陪自己的妻子，对于父母实在无暇光顾。过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就算不错了。父亲对于子女的行为，已经无法控制，所谓鞭长莫及。父为子纲，只剩下一句空话。夫与妻的关系，由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嫁鸡从鸡，嫁犬随犬”的依赖关系。已经不是“女为悦己者容”，而是“女为己悦者容”。夫为妻纲自然也不存在了。总之，三纲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已经被现实淘汰了。在民主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的时候，上下级关系还往往带有过去君臣关系的那种味道，还以上级“一把手”为“老板”。各级官员似乎都是向上级负责，并不是向人民负责，因为他们都是上级指定选拔的官员，并不是人民选举的。有的虽然有选举的形式，那只是程序，都是上级安排好的程序。有的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侯选人没有选上，选上的却不是侯选人。这种现象最能说明上级安排与群众意愿严重不一致的问题。 “五常”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不会有过时的时候。只有在暴政下，仁爱会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暴君也无法取消人民心中的爱心。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什么样才是合理的，才是适宜的呢？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个体以及不同条件，都会有不同的义。义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而坚持义的原则却是不变的。这里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之光。从这种意义上说，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是需要的。这也是因时间、地点、民族而不同的。中国古代朋友见面用鞠躬来表示敬意，而西方以握手、拥抱来表示敬意。现代中国人也学习西方的形式——握手，同时保留本民族的形式——鞠躬。以后也许还会产生变化，为了避免握手接触产生疾病传染，全世界都改为鞠躬。但是，礼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智，原来是指知道仁义礼，现在把它阐释为智慧、智力。通俗说法，就是聪明。无论聪明，还是智慧，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智都是重要内容。社会的发展，从实质上说，就是人的智力的提高。人的体力却可能逐渐下降，虽然运动会的世界纪录不断被打破。长城上的砖头是很大的，现在的人如果用手搬都感到很困难。北京西直门城墙拆除时，可以看到元、明、清三代的砖，元代的比明代的大，明代比清代的大。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明、清两代的砖从故宫内的地砖都可以看到，都比现代的砖大一倍以上。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提高，发挥了智力的作用，体力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信，就是讲信用。也可以称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起码的道德。欺骗总不是所提倡的。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按“抽象继承法”，我们还可以继承祖先的很多精神财富。例如《周易》上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说对自己要勉强，要高要求；后者说对别人要宽容，要谅解。这是处理自己与别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又如，唐代儒家韩愈说：“业成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荒于随。”（《进学解》）提倡勤奋和思考。反对将事业当作儿戏，也反对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宋代王安石说：“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王文公文集·策问十道》）这是大改革家的改革理论。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是不断改革的，这是孔子讲过的，没有人敢反对。王安石以此说明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改革的原则是“因世就民”，“因世”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就民”就是迁就人民，按着人民的意愿，现在所谓“方便群众”。方便群众，就要改掉给群众造成麻烦的许多规章制度。但是，一些所定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限制群众的，给群众增加麻烦的。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可谓深刻。元代大儒吴澄说：“君子所重，惟言与动。言必可师，动必可式。”（《吴文正公集·警言动箴》）言论可以供别人学习，行为可以作别人榜样。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是这个意思。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阳明全书·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是非要由自己审定，不应该只迷信权威。他又说：“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同上）自己不迷信权威，也不应该让别人迷信自己。有的人反对别人权威，却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并且强迫别人接受这种权威。这当然与理不通。西学东渐以后，人们的思路开阔了。清代学者就开始面向世界，如阮元就提出：“会通中西之长，不主一偏之见。”（《研经室三集·里算堂学记序》）又说：“融合中西，归于一是。”（《畴人传》自序）他们都以世界的目光来审视万事万物，认为东方与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提高认识水平。不主张出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总之，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儒家提出非常深刻的思想，只要我们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正确的理解和灵活的运用，一定会给我们的认识产生启迪，给我们的实践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