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我国在夏商周封建时代，不仅天子世袭，就连诸侯卿大夫士也全都世袭。降至春秋、战国，始开布衣卿相之局。同时私人讲学之兴起，知识走向大众化，民间人士游学于各国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礼聘为客卿。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从此“士”不再是贵族，而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称呼。汉代开国之君虽出身平民，但欲图国家长治久安，仍赖儒者制定礼仪，读书人在中央及地方上的行政系统中，遂居要津。人才的选拔，由郡县首长体察民意物情，访求乡里的孝子廉吏，然后举荐到朝廷，此即后世所称扬的乡举里选制度。但汉代也曾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又举茂材异等、可亲民者、通政事者，亦有文学之选，用人之道渐广。东汉又开射策、明经等科，皆经考试合格而后授，甚至入仕以后的升迁，也需经试而后得，不然，又如何比较优劣定取舍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行世族政治，用九品中正制选才，大中正官皆由门第高者任之，乃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弊，所以到隋唐时代开科取士，其中以进士科最盛。唐代又有乡贡，士子皆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不再论其门第之高下，故较合乎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至五代及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皆实行科举制度，此一制度能实行如此之长久，自然有其独特的优点存在，虽一直有太学及州县之正规教育，尚难以取代。足见科名之诱人，历久不变。 二、宋代对科举制度之革新 宋代科举承袭唐代，但在防止人为之弊端上，却做了一些改进，以求达到真正的公平竞争。唐代科举由礼部主之，对天下举子来应进士试者，仅计校其一日之短长，未免有幸有不幸，乃许举子先投所撰之文卷，以便有司先明悉其素业，因此造成请托、奔竞、通关节之流弊。甚至被录取的举子，依惯例“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自称门生，尊主司为师门，乃有曲江恩门，遂致恩出私门，易于结党固权。宋太祖开国以后，鉴前代之失，乃下诏禁止。《文献通考》载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进士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上虑其因缘挟私，诏禁之。”[1](卷30，P283) 虽名为公荐，实则各有其所关连的私人情谊，皆能对知举官构成人情压力，在考校的过程中，易于造成影响。如此，则没有背景的寒士，就很难出头了。而且新科进士尊知举官为恩师，显然又是恩出私门，而将置天子于何地呢？（注：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以下简称《宋会要》）《选举》三载：“建隆三年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庙，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所以禁止进士呼春官为师门及自称门生，违者由御史台奏劾，严加处分。） 所以太祖特又下诏禁止朝臣公荐。到了乾德五年（967），因为翰林学士陶毅的儿子邴并无学养，却也考中进士，太祖恐有遗才，又念及寒士难敌官宦之家，于是有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有司具析以闻，当令复试。”（注：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下篇称《通考》）卷三十。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世界书局影印本）卷九载于开宝元年（968）三月。王应麟《玉海》（大化书局影印本，以下简称《续长编》）卷一百六十《科举》则记于乾德四年二月二十日。《宋会要·选举》四之三○引《祖宗典故》作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三月。皆可参考。今姑从《通考》。） 乃是怀疑知举公器私用，考校不够谨严，乃命中书再考，并未就名次有所调整。至开宝六年（973），因知举李昉考选不公，经落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论诉，太祖命于讲武殿重试，乃有御试，且加升黜，同时亦降旨：世禄之家子弟不当与寒畯竞争。此一新政，确能鼓励寒士努力向学，应举中选，步入仕途，一展其长才，庶几得行其救国救民之志。太祖的亲试，别有拔擢，即在彰显此意。《续长编》载：“开宝八年二月戊辰（二十五日），上御讲武殿复试王祜等所奏合格举人王式等，因诏之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恭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于是内出诗赋题（复）试，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一人。”[2] 礼部试之第一名为王式，而殿试重定者则为王嗣宗，式则屈居第四。因而马端临说：“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1](卷30，P284) 显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士大夫的尊荣与穷达，皆仰能否得到皇上的知遇。自是年后，科举制度正式走向解试、省试、殿试三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