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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说传教士是从软的方面对中国科举革废施加影响的话，那么八国联军则是从硬的方面对科举制进行直接的冲击。传教士是以文化渗透的方式影响科举革废，八国联军是以军事暴力方式和不平等条约打击和干预科举制。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曾犯下一件影响重大却被许多现代中国人所忽视的暴行，即烧毁北京贡院。贡院是科举制度的具体象征，是无形的科举制度的有形体现。在京城中，贡院是规模仅次于皇城(故宫)的建筑群，而在各省会城市中，贡院则是最大的建筑群。17世纪以后来华的西方人往往对贡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已深知科举制和贡院对中国士人的重要性。但是，八国联军入京后，烧毁了北京贡院。从贡院的建筑布局来看，要烧毁整个北京贡院，只能是蓄意行为。 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贡院的被烧毁对当时中国人心理的影响并不亚于圆明园的被毁。圆明园确实壮丽辉煌，但它毕竟只是皇帝的游乐居住的行宫，一般人根本无法窥其堂奥。而北京贡院则是举行顺天乡试和会试的所在，是中国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为全国广大士人所知晓。清末各级要员尤其是汉族重臣，多数都有过在北京贡院的考试经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据说是德国侵略军将贡院烧毁，当时还引起许多士人的愤怒，此举对中国士人的心理影响非常之大。而从1901年订立的《辛丑条约》中特别规定不准闹义和团的地方士人参加科举五年的附加条款来看，当时外国列强是深知科举对中国士人的重要性的。 义和团事件后，西方列强曾逼迫清朝政府停止部分地区的科举作为惩罚。1901年9月7日，在北京订立的《辛丑各国和约》第二款第二条明确规定：“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当时西方列强很明白停止科举对中国士人和地方意味着什么，故在议和条约中规定闹义和团的五省四十六个府、州、县、城的士子不得参加乡试五年。这一惩罚条款是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初六日的上谕。上谕说：“各国议定，滋事地方停止文武考试各五年一折，据称顺天、太原地方乡试，仍应停止；其单开山西省之太原府、忻州……湖南省之衡州府等地方，均应停止文武考试五年。著各该省督抚、学政，遵照办理，出示晓谕。”该上谕还作为附件八附录于《辛丑各国和约》（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12页。）。 从《癸卯北闱顺天三路分点次序单》（注：《大公报》第461号，1903年10月2日。）和1902年、1903年顺天、山西等乡试题名录来看，和约中限定停止考试的绝大部分府州确实没有科举生员入闱，《辛丑各国和约》的这一条款基本上是照章实施了。科举制于1905年最终废除，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士子在20世纪初即失去了最后几科应举的机会，对他们而言，科举制是提早结束了。 虽然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中认为，《辛丑条约》对科举制的废除没有任何影响（注：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University, 1960. pp. 67—68. 不过，也有外国人认为，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与科举废除有一定的关联，见同书93页注73。），但我认为，实际上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对清朝统治者的触动非常大，对后来慈禧下决心改革和废除科举至少有间接的影响。而八国联军以战争破坏和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对已经相当虚弱的科举制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打击。 北京贡院被毁，致使1902、1903年的顺天乡试不得不借用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而且连1903、1904年的会试也移到开封举行。会试不在京城进行，这在明清五百多年的科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向来正常运转的周期被打乱，考试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考试场规出现松弛，这实际上预示着科举制的灭亡。当初八国联军不知是否意识到，火烧北京贡院和《辛丑各国和约》中对中国部分地区科举的打击，其冲击效应之大，甚至影响到整个科举制在四年后被废除。 在近代以前，东西方本是两个各自独立运行的文明体系，废除科举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典型事例。基督教文明要想真正渗透到中国，势必与儒教文明发生冲突，而对广大中国士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科举制，是传播基督教的最大障碍。当强势的西方文明借助军事力量东渐之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显得文弱无助。当科举制承载并以之为动力的儒教文明遭遇西方列强的冲击之后，科举制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而在科举制废除的过程中，包括传教士和八国联军在内的西方外来势力，起了加速其沉没的作用，这是我们在百年后回眸科举革废时所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 作者：程念祺/黄留珠/刘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