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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那些打天下的时候齐心协力的英雄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但在取得天下以后往往会成为敌人，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手里，最后却死在了自己弟兄的手中，没有死在夺取天下的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所夺取的天下里。那些曾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人们，常在事业蒸蒸日上、日进斗金的时候分崩离析，成为仇敌。有的夫妻，在贫穷的时候曾经恩恩爱爱，发了财以后则反目成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创业的初期没有什么可分的利益，而事业成功之后就产生了利益的分配问题，公平与否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人们之间的争斗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了“分”，就有了彼此，有了彼此，人们之间的疏远就会产生，而过去的那种真诚的友谊、无私的合作、相互的信任，也必定会像浑沌一样死去。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真切地表明了这个道理，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分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当有了可供分配的东西的时候，均与不均的问题就出现了，而且永远不会出现所有人都认为分配公正的情况，总会有人认为分配不均，争斗则必然要产生。“浑沌”之所以美好，在于它提供了想象的余地，处于浑沌时期的人们能够纯白无私地团结一致，就是由于这种未来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理想性的东西的存在，一旦这种东西不存在了，浑沌中的美好也就随之消失。 凡此种种似乎都说明，使人发生争斗的不是无，而是有，不是贫穷，而是财富。在这方面，庄子的“消极”思维方式或许可以提供有益的思路，即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只去积极地考虑问题，而是从消极角度考虑问题，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更积极。积极的思路是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人们提供更多其所需要的东西，以此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这种解决方案的逻辑是，当财富达到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的各种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冲突也就可以避免或减少。然而，问题在于：物质财富不可能达到极大丰富（更不用说到底“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丰富”），财富总是有限的，要达到满足一切人的一切需求是不可能的。其次，最根本的在于人的欲望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物质财富的增长，这就是说，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永远追不上欲望增长的脚步。在一百年前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就已经超过了人类此前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的总和，从那时以来又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恐怕已经超过了过去物质财富总和的数倍，可是，人们还是没有满足，世界上仍然有数量可观的人们生活于贫穷之中，甚至还有许多人因饥饿而死。这说明，仅靠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还必须限制人的欲望，尽管我们难以做到像庄子主张的那样，抛弃世俗的欲望，但确有必要限制自己的欲望。欲望少了，财富当然就显得多，冲突自然就会减少。当人类学会限制自己欲望的时候，人类才能够真正变得文明起来，否则就仍然与弱肉强食的动物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当然，还可以有其他附带的措施，比如减少人口，人口少了，财富就显得多，人们之间的生存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了。据说，日本有科学家在研究如何从粪便中提取食物，以便开辟新的食物来源。这不禁令人生疑：难道我们生育了后代是要他们来吃粪便的吗？为什么不少生一些人，让他们过着更优雅的生活呢？如果人类还不会限制自己，那么就很难说他是有希望的。这两条简单的措施要做到虽然很难，但却有可能是人类的最终出路之所在。 庄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没有终点、没有中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处于变化无定的过程之中，一切都在过渡，一切都在成为“他者”。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面前，人类的认识显得无能为力，人类的价值观念显得虚妄荒谬，人自以为是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实际上却生活于漂浮不定的状态，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给人类的主人意识以重击，对于今天的人类依然具有效力，因为过于“现代的”人类不仅没有摆脱主人意识，这种意识反而比古代更加严重了。 这样一种主人意识对于人类是危险的，因为人类根本不是世界的主人，他不可能控制这个世界。原因在于，正如庄子所反复揭示的，世界不可能是我们的对象，因为我们就在世界之中，是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不能脱离这个世界的规定，而只有脱离这个世界、站到这个世界的对面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对象，但我们无法站到世界的对面。庄子一再强调忘我，其实质是说世界、存在和自我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对象，因而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对象来控制，反而不仅不能控制它们，而是被它们所伤害。只有忘掉所要控制的对象，才能够融入“对象”之中，当人不把自己当作是控制对象的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获得自由，因为这时他成为了存在的一部分，或者说他就是存在本身。“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只有忘水、忘我，才能够顺其自然，才能够融入水流本身。如果执意要控制自我，则自我就与水流分离，就不可能融入水的境域，则水流和自我就对象化了，一旦对象化就不能全心，不能全心其技艺就不精。而全心也就是忘心或无心。“‘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达生》)，不能忘水，水就仍然是一种外在于我之物，我就还没有进入存在，而仍然执着于成心，这时，水就是一种可怕之物，会予人以灭顶之灾。只有“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达生》)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以天合天”(《达生》)，即进入了存在的境域，与存在融为一体，我即存在，存在即我。这时，水，就不再是可怕之物，因为我性与水性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了。 我本身更不可能对象化。作为对象的我就存在于作为存在的我之中，我无法脱离开我的境域来看待我，我总是我的境域的一部分，我不可能从我的境域中抽身出来，我对自身的看法也就是从我这个境域出发所得出的看法，换句话说，这个看法就是我的境域的一部分。因此，我永远不能把自己推向自己的对面，使之成为一个可以客观考察的对象，无论你对自己的看法多么客观，都不可能是那个客观存在着的我。只有忘掉这个我，我才是一个如其本来所是的那个我。“工亻（注：杜小真：《远去与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而庄子的思想恰好是这种“异域”性或独特性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她的这种独特性，因而我们需要的不是抛弃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是如何寻回这种思维并使之焕发出新的青春。为此，难道我们不应当怀着敬畏之情精心地看护好她的每一个源泉吗？ 参考文献 1、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姚汉荣、孙小力、林建福：《庄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陈鼓应：《庄子哲学》，商务印书馆(台北)，2003年版。 7、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黄山文化书院编：《庄子与中国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复旦学报》编辑部编：《〈庄子〉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胡道静主编：《十家论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先谦注：《庄子集解》，见《诸子集成》第三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 13、谢祥皓、李思乐辑校：《庄子序跋论评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李锦全、曹智频：《庄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王德有：《庄子神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7、杨亦军：《老庄学说与古希腊神话》，巴蜀书社，2001年版。 18、孙以昭：《庄子散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陆钦：《庄周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0、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