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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乐教化。《论语》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自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机会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为百姓谋福利，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一样可以自得其乐，活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人生还有比财富(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价值。 最近恰好读过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pp．43-58)，让我引用余先生的高见，在这里补充一下。余先生认为：大体来说，自汉至宋，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但又说治生“不可以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只有“调停得心体无累”，我猜想就是对金钱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为圣为贤”。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使赚钱合于“道”，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觉得并不是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有贡献，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2001年我在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看到一副对联：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商人一样有高洁的人格。“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之畔，为清初山陕商人所建，正殿供奉关圣帝君，关羽忠义诚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 三 说到资本主义，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一句名言：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 为什么追求自利可以达成公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自利才可达成共益？难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欺骗，也可以达成共益吗？当然不是!斯密是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当时伦理学和经济学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由此引申出“审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为什么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美德？因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被肯定，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觉得活着有意义。难道不能照顾自己由别人照顾自己才算美德吗？利他出于同情，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the virtue of justice )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所以，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是颠覆了传统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积极的义务，必须要求;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只能期待。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谐无争，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创造的利益，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产事业，不论工业和商业，必须为社会创造增加的价值，自己才能从中取得一部分作为利润。市场上的竞争汰弱存强，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入效率最高因而利润最大的事业，使所有生产事业创造的总产值最多。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利他，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只要努力而又公平无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得到晚餐，并非由于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是何等简单有效的机制，不过如果生产者和享用者都存着感恩的心，社会就更美好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使经济持续增长，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的水准，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有持续不断的进步，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现代经济成长”。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步(成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