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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嗣禹对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没有进一步论述，而何忠礼则认为：“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度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10]（101）许树安也认为：“科举取士与以往的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普通读书人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的考试，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24]（53）阎步克也认为：“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投考，这就是科举与察举的根本区别。”[25]（311，第十四章《科举的前夜》）这种说法恐怕不妥。因为，如上所述，唐宋时期，士人应贡举，固然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即可以自由报考，不必由他人推荐；但是武举、制举，一般则必须有官员的推荐，保留有察举制度的残余。难道能说唐宋时期的武举、制举不是一种科举制度吗？ 周谷城、韩国磐、沈任远则是将“分科举人”作为科举制度的惟一特点。这恐怕更为不妥。因为科举制度是分科举人，察举制度也是分科举人，甚至其中不少科目的名称如秀才、明经、贤良方正等，都是相同的。他们只注意到科举制度“分科举人”这一特点，而没有注意“可以自由报考”和“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这两个特点，这样就无法将科举制度与察举制度区别开来了。 刘海峰认为科举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一定义也没有把握住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没有考虑到“以举荐为主”与“以考试为主”之间的本质区别，给人一种折衷、调和的感觉，那样也同样就会把“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即察举制度，与“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即科举制度这样两种选官制度混为一谈了。 金旭东认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才是科举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26]（62）黄留珠说：“在选拔人才中是否实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不仅是科举制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而且也是科举制与封建选官制度中其它入仕杂途，如恩荫、军功、吏道、纳赀等最根本的区别。”[7]（191，第五章《隋唐的科举和铨选》）这种说法恐怕太绝对了些。如上所述，因为在隋唐五代及宋初，在决定取舍的因素中还有不少举荐等非以程文为去留的成份。如“公荐”、“公卷（省卷）”等。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之后，既废公荐，又罢公卷，程文始成为评定艺业、决定去取的唯一根据，即陆游所说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19]（69，卷5）在庆历元年之前的四百多年间，均非“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不能因此而说这四百多年间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不是科举制度。孙培青指出：“隋唐以前的选士制度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27]（160，第六章第三节“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吴宗国认为：“科举制与察举制的区别仅在于，科举是完全按考试成绩来进行选拔，没有其他附加条件。而察举则不然。”[28]（10，第一章《科举制度的产生》）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将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本质区别表述为“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更为确切。 综上所述，在世卿世禄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血缘关系；在察举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举荐；而在科举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考试成绩。也就是说，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明乎此，就比较容易确定科举制度的起源了。 二、科举制度的起源 关于科举制度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使人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说法。⑤其一是，始于汉代说。近人主张此说较早者是黄炎培。他说：“如果真要说科举的起源，该说西汉。当时的考试制度，不早已分科射策么？”[29]（4，《序言》）近来，徐连达、楼劲也认为：“科举始于汉”，“汉代实为科举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8]（117） 其二是，始于隋代说。近人主张此说较早者是邓嗣禹，他说：隋代取士已有“公同考试”之法，“加以进士为科，实始于隋，故溯源厥始，当推及之。特因其制不彰不备，仅具雏形，故谨慎重作结曰：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9]（281）范文澜认为：“六○七年（按即大业三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30]（15，第三编第一章）隋沈任远认为：“科举之制始于隋，盛于唐，经宋、元、明，至清末方废除。”[6]（207）黄留珠认为：“科举产生于隋、确立于唐之说，是可以讲通的。”[7]（197，第五章《隋唐的科举和铨选》）吴宗国认为：“科举……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28]（1，第一章《科举制度的产生》）高明士认为：“贡举制度，创立于隋文帝，确立于唐太宗时代。”[31]（4，《导言》） 其三是，始于唐代说。俞大纲在与邓嗣禹讨论科举制度起源的信函中说：“不得以进士设科年代，以定考试制度始于何时。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人投牒自试，始可谓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9]（283）何忠礼认为：“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创立时间都在唐代。”[10]（111）阎步克认为：“进士科始之于隋，而科举制度，则确立于唐代。”[25]（313，第十四章《科举的前夜》） 其四是，兼顾汉隋说。刘海峰认为：“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起始于西汉；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1]（8） 那么科举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科举制度的定义和主要特点，就可以说，已经找到了解决科举制度起源问题的门径。首先，科举制度始于汉代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的贤良方正等科虽然实行对策一类的考试，汉顺帝阳嘉元年（132）的孝廉虽然实行“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但这种考试都不决定取舍，而只决定高下。汉代的察举制度，举荐是第一位的，考试是第二位的。所以，不能说科举制度起源于汉。 其次，根据科举制度的定义和史书记载，在唐代已经实行科举制度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科举制度是否就起源于唐代呢？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唐人有不少隋设进士科的记载。如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左补阙薛登（647～719）上疏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32]（3138，卷101《薛登传》）;[33]（卷17《选举典》5）又如代宗广德元年（763）杨绾（？～777）上疏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32]（3430，卷119《杨绾传》）杜佑（735～812）《通典》卷十四《选举典》二载：“炀帝始建进士科。”。刘肃在作序于元和二年（807）的《大唐新语》卷十云：“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唐末五代时的王定保也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15]（10，卷一《散序进士》）另外，在隋唐的史书中还发现一些隋代的进士，如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张损之、温彦博等。何忠礼对这些进士做了一番考证之后说：“综上所述，在当前史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认为进士科首创于隋，并把它作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的主要根据，他们所持理由虽然不少，却没有一条是令人信服的。”[10]（111）而何忠礼的考证也不能够完全令人信服，有待进一步考证。 虽然自古至今有许多学者持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之说，但却无法令人坚信不疑，关键在于缺乏隋代直接的证据。不过，唐初实行科举制度是不乏证据的。王定保（870～940？）《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云： 始自武德辛巳岁（按四年，621）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一作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唐摭言》卷十五《杂记》云： 至[武德]五年（622）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绢五匹，充归粮，各勤所业。 王定保是唐末五代人，其出生之时距隋亡已经二百五十多年，所记载是否可靠？回答是肯定的。武德四年至五年首开科举一事，唐人多有记载。如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校书郎赵傪在《登科记序》中说：“武德五年，诏有司特以进士为选士之目，仍古道也。”[35]（2022，卷115《唐进士举》）僖宗光启二年（886）登进士第的苏鹗说：“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秀才试策，进士试诗赋，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36]（卷上）唐宣宗时，右补阙裴庭裕说：“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上宣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37]（94，卷上）五代时，牛希济说：“国家武德初，令天下冬集贡士于京师，天子制策，考其功业辞艺，谓之进士，已废于行实矣。”[34]（卷846，薛登《贡士论》）根据《唐摭言》这两条史料和唐人有关记载可知，武德四年至五年的选官活动，第一，应举人既有生徒（“学士”），又有乡贡（“白丁”），可以自由报考；第二，设有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四科；第三，州县考试合格方能贡于朝廷，吏部考试合格才能赐第、授官。这就足以表明：进士科以及科举制度至迟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已经完全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