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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治学颇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其自述为学门径趣向，称：“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推明古经的门径则在文字训诂，所谓“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他还言传身教，写作范文，并收于《诂经精舍文集》当中。阮元在范文中指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门径的正误关系到能不能确得古意，自然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阮元一面推动许、郑并祀，一面不时作范文演示法则，学生自然能体会摹拟。陆尧春很能揣摩阮元之意，道：“六书不明，五经不立，二者盖相辅而行也。今两先师之书具在，亦既家置一编，知所趣向矣。于以理群类，解谬误，启学者之神恉，则《说文》五百四十部，不待理而董之也。明天道，正人伦，求王教之典籍，则《易》《书》《诗》三《礼》及《大传》诸书笺注，完与不完，皆可写而定之也。七十子之传，微言大义之不绝于今者，系于是乎赖。”陆氏所言“知所趣向”或正符合阮元提倡之意，而其推衍之处也正合治经先以文字训诂的门径。邵保初也体会道：“说经之法，以训诂为先，舍训诂以求圣道，适成为卤莽灭裂之学而已。后之学者，灼然于诂训之各有师承，非凿空而为之说，由是以窥圣道之大全，岂非二君之力欤!”钱福林也表达类似意思：“解经者先通其文，后释其义。……汉许叔重为《说文》，意在存经之字。或有不备，非久远脱落，即以隶变篆之伪。又所引故典，动或违弃本书，别用奇字，盖以通借存古，而非通借解经，微学之存，系君是赖。”大概诸人都能领会阮元欲树立解经规矩门径的意思，且具有一定自觉。 阮元以“论语一贯说”一文作为示范，诂经精舍诸生随即便有对曾子“一贯”的考论，就是寻阮元所示范的治学门径进行。赵春沂认为有关一贯的说法纷纭异常，其原因在于“不明乎六书之谊者也”，故而从《说文》人手，引申展开，以肯定《说文》为功经学结尾，可见阮元提倡的治学规矩的影响。此外还有诂经精舍学生进而辨别汉宋诸儒对于该说考辨的优劣，似可见治学取向的一个大概。洪颐煊以辩驳宋人之解法开端，说：“《论语》一贯之旨，两见于经。宋儒谓一贯为孔门不传之秘，惟曾氏得其真诠，端木氏次之，其余不可得闻，此其说非也。”认为宋人这种解经的作法，是“好言玄妙，几若孔门一贯别有一物，得其传即可超凡入圣，孔子秘不示人者。此禅家顿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语圣人之道，恐失之远矣。”洪颐煊的批评可与钱福林的说法相印证，钱氏认为：“许、郑二君，非必于经之外有所发明也，又非必诩诩焉以心学道学相矜，谓吾之学高出乎百代也。而声名显乎当世，鸿业垂于无穷者，则以师训之递承，而私智之勿用也。”因此进而主张：“以二君为之表率，使穷经之士，高者崇实学而得所依归，而鲁钝者闻其绪论，知穷经之法不在高深玄远，亦将自奋其力，以通文义为率，不致放心于冥顽无用之地。此经学之所以昌，而人材之所以出。亦可见国运之盛，非前代所及也。” 诂经精舍诸人对于阮元所提倡的治学门径之理解，因各人治学功底高下不同而有差异，不过众人的体会形之以文字，并编选入《诂经精舍文集》，自然形成一种示范，对于诂经精舍乃至浙江一省学风都有所影响，这大概是阮元乐于看到的。当时曾有苏州书商告诉阮元，说苏州许氏《说文》贩脱，都流向浙江去了，可见一时学风所向，阮元提倡之举的成功。而阮元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幕僚说“此好消息也”，颇可见其态度。 三 阮元在诂经精舍提倡为学摆脱“庸近”，尊崇两汉诸儒师说，并据此树立治经由文字古训入手的门径规矩，此为经学上的问题。与此相配合的，在诗文歌赋方面，阮元也力求于经训小学相结合，提倡一种别样的文风。 阮元崇尚《文选》，不喜当时流行颇广的桐城古文。因“昭明《选》例以沈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而“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甚至不以桐城古文为“文”，所谓文统不正。阮元打破“古文”的正统性，自然要树立骈文的权威，然而其自为骈文其实在所作诗文中占极少数，似更多心意在推崇《文选》学。《文选》在治学求古的阮元眼里，不仅文章而已。他说：“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雲，无不深通古文雅驯。至隋时，曹宪在江、淮间，其道大明。马、扬之学，传于《文选》，故曹宪既精雅驯，又精选学，传于一郡。”故其自称“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纂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此处所言虽在嘉庆十年，尚在《诂经精舍文集》编成之后，大概意思还是可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看到，他说：“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出《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 “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阮元在诂经精舍提倡之学风，与此相应的，“舍经而文，其文无质”，则为诂经精舍诗文歌赋的标准。他在《诂经精舍文集》中收有自己的示范文章，颇能传达其中的信息。定陶恭王陵鼎为阮元所得之物，原来在山东耆州府定陶县的西南方，是西汉时期的鼎。当时，众人多“兢重周彝轻汉鼎”，焦山只有周鼎，故阮元以定陶陵汉鼎配周鼎，共藏于焦山。不过周鼎之事，史籍所载不明晰，阮元说：“若焦孝然之曾隐焦山，并不见于正史，旧志周鼎之曾在钤山堂，亦不见于明人传纪，世俗流传之言，余未敢据焉。”阮元以此为引子，引导学生歌为诗赋，其中自言“世俗流传之言，余未敢据焉”，其实约束学生作歌记汉鼎之事时，也必须于古有征，要有所依据。 《诂经精舍文集》中所收学生文赋，有序有歌，其中序言内容以经史为依据，可看作考证小文。例如查揆所作《西汉定陶恭王陵鼎歌》，其序言称：此鼎“盖右扶风所供，定陶恭王陵祭器也。《汉书·哀帝纪》：‘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遂葬定陶。’《水经注》：‘济水又东经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记》：‘济阴县本汉定陶县之地。’下云左城，亦名之曰葬城，盖恭王之陵寝。此云隃麋陶陵者，盖所喻麋供陶陵鼎耳。汉人款识质实类如此。然汉《地理志》：‘喻麋、淠皆汉县’，属右扶风，铭何以并署之?考淠县以淠水得名，《寰宇志》：‘淠阳县本汉喻麇县地’，又云‘汧水经县南一里’，则隃麋正在汧水之阳。铭言隃麋以著其所供之县，言’淠以纪其所铸之地耳。或谓定陶以两字称，不得援霸陵、茂陵单举一字为例。又考《战国策》，秦客卿谓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原注：今定陶县)’。《史记·越世家》：‘间行以去，止于陶”。徐广曰：‘今济阴定陶’。《元和郡县志》亦云。《九州记》：‘陶即尧国’。然则定陶旧名陶，至汉始更今名。言陶陵者，省文从乎其朔之称也。查揆所写序文，不亚于一篇考证详实、有源有流的学术短文。博征古籍，考诸《史记》《汉书》《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汉地理志》《战国策》《九州记》，辨析定陶之名，定汉时与汉前名称衍变的由来，可称为“有所据”。《诂经精舍文集》收录徐养原《咏葵》一诗，可作另一代表。徐氏作该诗的原因在于“葵”之古义已失，其名为他物所乱，故考诸典籍，以诗发之。其序文考诸《诗》《礼》，参以《尔雅》，援引古人之说，序道：“《豳诗》曰：‘七月烹葵及菽’，《醢人》曰：‘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赢醢’，葵之为物可为菹，盖蔬类也，而注疏俱无释。考《尔雅》，言葵者四：蒂菟葵、芹楚葵、蔚戎葵、蔠葵繁露。不知谁足当《诗》《礼》之葵?《东莱读诗记》独载蔠葵注。意者凡物各有正名，《尔雅》所释，皆取名之异者，是故蒂一名菟葵，古但名蒂不名葵也，推之芹与蔚皆然。惟葵为正名，而繁露为异名，故取之与。”很符合阮元示范文中所说：“经史引征，可增诗事”。 诂经精舍诸生，大体根据辅助经史的示范而为诗文歌赋。张鉴的诗可以看出阮元此举对学生影响之深刻，他在诗中咏道：“琅瑕馆中定陶鼎，浓绿忽压焦山巅。焦山旧鼎古莫考，神物黯澹愁云烟。诗人咏歌其光價，造为诡俶吾不然。”钱大昕说学人向往之境界为治学“不误、不漏”，张鉴以一鼎之源流莫考，致使鼎“黯淡愁云烟”，颇近于这个意思，同时作诗文不“造为诡俶”，可见其追求的诗文歌赋的境界，与言必有古训的经史考据相类似。(作者：於梅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