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者小传 楼宇烈 1934年12月生于浙江嵊县。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佛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班的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协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佛教思想研究领域广有影响。先后发表了《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儒家修养论今说》等多部有关传统哲学和佛学方面的论著。 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 “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 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人怎样采取自己的主动性，不至于被机器、信息、物欲牵着鼻子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科学的反思 在科技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怎样来发扬人文的精神？发扬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人需不需要人文素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讨论的现代文明与科技紧张与协调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要减弱神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强调人对物欲要有主动性。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物欲与伦理讨论得特别多，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提升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荀子·修身》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在荀子心目中，君子与小人是不同层次的。君子是主动去控制、去利用这个物，而小人呢，是被物所支配、控制。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层次来讨论：被物役，还是去役物，这是从教育修养上来讲的；在实践角度讲就是义和利的问题，是见利忘义，还是见利思义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到理论上来讨论，就是天理和人欲的问题。 20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的科技文明高速发展，西方掀起了一股新人文主义思潮。人再度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可能，使得西方思想家重新来到东方寻找东方的人文精神所在。对于天理和人欲、思义与见利、役物还是役于物的问题，他们都非常感兴趣，认为新人文主义还是要到东方文化里去找源头。因此，人文精神被提到一个与科技文明同步发展的状态上来。 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多、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每个人在知识结构方面也越来越褊狭。过去，教育分为三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三方面都应该是以对人的素质教育为主，技能教育为辅。唐代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授业”比较接近于今天所说的传授专业知识；“传道”、“解惑”，都是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问题。作为教育者，应该把“传道”、“解惑”放在第一位，其后才是“授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我们现在教员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变成只是授业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教育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要培养在某个技能方面非常突出、其他的什么都不管的人呢？是不是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呢？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对教育有思考的人的反思。在科技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怎样来发扬人文的精神？发扬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人需不需要人文素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讨论的现代文明与科技紧张与协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有过一次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当时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认为人生观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另一派则认为，人生观不属于科学这一范畴，人生观的问题还是要用传统的形而上的东西来解决。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考虑这一问题，应该说这两者既有抵触，又有协调。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生观的问题解决了，科学问题也就解决了，或者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人生观的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都是不全面的。 现代人们越来越看到，其实两者是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与人文是有很大差异的。按传统科学来讲，它是一种实证科学，是在一种静态的关系中来研究的。比如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科学实验，它的结论要有普适性，要有可重复性、可验证性。但人文学科是在动态中研究的，它永远在变动中。在动态研究里，就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尤其是模糊的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文学科的研究大量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文学科所遇到的问题作定性、定量的分析。这个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进步意义的，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但从根本来讲，它又不能真正触及人文科学的底蕴或者精神。人文学科始终是动态的，静态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问题。因为任何的清晰总是对某一个方面的清晰，越是清晰，它的适用范围有时候反而越窄。到了2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70年代以后，人们感到这种机械的方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不够用了，需要借鉴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自然科学理论里面提出了很多非线性的理论。比如模糊性的问题，就是借鉴人文科学的一些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科学里去。人们发现，有时候模糊了，反而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所以我们不能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