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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万历朝的最初十年间，张居正出任首辅，实际掌握朝政，但他位高权重本就招来许多忌恨，而他所试图矫正嘉靖中期以来形成的因循疲软之风的考成法，事事立限、处处较真，使官员们感不便，有的还产生严重的危机心理，至于清丈田地、推选“一条鞭法“更触犯了一般士绅的既得利益。这样，朝野上下就潜伏着一股伺机涌动的抵制新政的潮流。如万历四年（1576）御史刘台即以门生身份上疏弹劾座主张居正，指责他“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34］五年（1577），张居正遭父丧，神宗帝下诏“夺情”而不准其丁忧守制，这更成为官员们向张居正发起攻势的机会。客观上，皇帝、皇太后的支持，司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使张居正抵制住了反抗潮流，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主观上，面对前所未有的阻力，张居正对于他所推行的表政坚执着义无反顾的信念。这种信念，首先来源于他对自己所具有的大公至诚的自信。他曾说：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岗虎方恐，深林蟒正嗔。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35］ 既然自己坚信于心无愧，所作所为尽皆出于公心，也就不在乎别人物议了。其次，这种信念来源于他不顾身家性命的献身精神和甘于做祭坛牺牲的烈士心态。他自谓“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害虫取吾耳鼻，我亦欢善施与，况诋毁而已乎？”［36］又云： 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欲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7］ 其三，这种信念又与其忧国忧民的情怀起超然的胸襟密切相关。一方面，张居正一直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自任，多次向人表白“苟利社稷，死生利之”，如在《答藩伯吴小江》中说：“今赖天地宗社之灵，中外颇称宁谧。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38］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他敢于去克服重重阻力、推行新政的强大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他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圣贤之学有举世不见知而无悔者”，“则虽不见知于世而无闷也”，［39］故其谓： 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40］ 不谷生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41］ 这种受阳明所倡狂者精神影响形成起来的高傲自得的思想境界，“不见知于世而无闷”的超然胸襟，无疑是他笑对不时扑面而来的反张潮流的内在精神支柱。 张居正虽然不是王学传人，但确实具备了阳明心学修养。正是这修养，使他形成起超越制度、超越世俗毁誉的独行的人格，并获得了内在与外在的两重自由。而若无这修养，他在灸手可热的权力面前终将会成为严嵩或魏忠贤式的人。从此一角度讲，张居正的出现应该是阳明心学的一大积极成果。 三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张居正与王阳明本人似乎并无什么直接接触，但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很多心学人物，其中如聂豹、胡直、罗洪先、罗汝芳、赵贞吉、耿定向、周友山等还是知名的心学学者。这就使张居正与阳明后学的关系很值得予以分析。 阳明殁后，门下弟子裂变，出现了诸多心学流派。张居正在与各种心学广泛接触中，对聂豹、罗洪先一派最感兴趣。聂豹（1487—1563），字文蔚，江西永丰人，后因徙家双溪（今浙江余杭县境内），故自号双江。其学“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辩难，心益服”，［42］认为“良知之学”“是王门相传指诀”；［43］后巡按应天，继续与阳明讲论良知之学，“锐然以圣人为必可至者”，［44］并重刻《传习录》、《大学古本》等阳明著作，服膺阳明“致良知”说之志益坚；乃至阳明既殁，又“以弟子自处”［45］故后世学者谓之“出于姚江”，［46］不无道理。聂豹之学的特点在于提倡“良知本寂”说，而此说颇遭“同门”学者非难，《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聂豹传》对之记载甚详。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他虽曾服膺“守宋人之途辙”［47］的罗伦之为人，又曾师事以“朱子之学”为“圣人之学”［48］的李中，但他年十五，闻阳明于赣州开府讲学，心即向往；比《传习录》出，手抄玩读，竟至废寝忘食，欲往受业，父不可而止。年二十五，师事同郡江右王门学者黄宏纲、何廷仁，自是日究阳明“致知”旨。其后，访晤王畿、王艮、唐顺之、赵时春、邹守益、欧阳德诸王门学者，心学修养日深。年三十九，始闻聂豹的“良知本寂”说发展为“良知本静”说，谓：“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无内外可指、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来，浑然一片，而吾身乃其发窍，非形质所能限也。”［49］王门诸子多承认他学宗阳明，且以之为师。［50］ 张居正认同聂豹、罗洪先归寂求虚的心学理路，说：“窃谓学欲信心冥解，叵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已非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晨，此先天无极之旨也。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屡照，其体寂也。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殼也。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疲也矣。”［51］这里，他除了强调心学的自信自悟外，更对归寂以致虚、致虚以通感的心学思路有着深切体悟。不过，张居正接受心学思想影响，并非为了追求个体愉悦，而是为解决人生进取中的自我心理障碍，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他在《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中说：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食哉；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52］ 这样一种基本思想精神，使他一方面把那些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心学家引为“同志”，时常与他们相互切磋砥砺，另方面对那些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心学末流深恶痛绝，斥之为“腐儒”、“俗儒”。在致周友山的尺牍中，他反复申述了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如说：“今人妄谓：孤不善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53］“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54］所谓“真认本真”，亦即阳明之“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就是要真切体认自家虚灵静寂的心体（“良知”），以之为天下大本，并据之行事。这使他与聂豹、罗洪先等阳明后学息息相通。但是，张居正特别强调结合实际，要求身体力行，反对以虚见为默证。他尽管在心学上几无创造性理论，但也绝非只会拾人牙慧，而是从现实的改革事业和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对儒学史上分化出来的内圣与外王两派取长补短，致力于二者的结合，以自成一定之言。他在《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中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