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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广泛发展 康熙年间书院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顺治年间发布的书院禁令形同具文，如何调整政策，承认并倡导书院已明确地摆在清朝最高统治者面前。中国封建皇帝历来都标榜尊崇祖训，因而不可能明确宣布废除先帝政令，只能用便通的办法处理。雍正十一年，皇帝的谕旨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拨出公帑给以支持。谕旨中说：“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俾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竟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这道谕旨很体面地实现了政策转变。 书院正式开禁以后，各地兴办之风十分活跃。除了地方长官大力兴办书院以外，地方绅衿个人出资兴办书院的事也屡有所见。陕西华阴县的云台书院为邑绅王山史所建，贵州铜仁的卓山书院为邑绅易佩绅所建，四川自贡东新书院为邑绅王循礼所建，湖南淑浦紫峰书院为邑绅王学健等建，安徽庐江崇正书院为邑绅许安邦所建，合肥肥西书院为退休官员刘铭传所建，江苏扬中县太平书院为扬州府属六邑绅士捐资公建，河南新乡鄘城书院由本籍人士、开封府同知出资赎买商人会馆所建，江西临川汝阳书院为生员桂殿共所建，安徽六安广城书院由廪生储玑所建。此外，亦有商人出资或集资所建书院，如天津的问津书院、三取书院皆为长芦盐场的盐商出资修建或助资办学，湖南江华县凝香书院由在此经商的广东、福建等地商人捐建。有一些驻防衙门、驻在衙门也继地方官之后跻身于创办书院的行列，如驻台湾彰化县鹿耳门港的驻防同知刘传安 （字文开）道光四年（1824）在鹿港兴建文开书院，天津的会文书院由长芦盐转运司，天津海关道、天津道共同分担办学经费。 雍正以后，兴建书院出现了两个活跃时期，即乾嘉时期和道光时期。以台湾的书院兴建情况为例，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建第一所书院到光绪十九年 （1893）所建最后一批书院的174年中共建书院23所，其中康熙年间建一所，雍正四年和七年各建一所，乾隆年间建七所，嘉庆年间建四所，道光年间建三所，光绪年间建六所。乾嘉时期所建十一所，占47.8％，光绪年间建六所，占26％，两者合占7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