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中国、印度和缅甸的政府领导人曾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首先倡导的，其中内蕴的基本道德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补注：周恩来曾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等等都“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转引自戢斗勇《儒家全球伦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中华民族对于“和平”本有自己的传统理解，即“和平”乃是“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就是说，“和平”或“和谐”不是同质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共处而得其平衡。在《国语·郑语》中，史伯就曾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也就是说，不同的因素处于和谐的状态，事物就能繁荣发展；如果同质的因素简单相加，则事物就陷于停顿或死亡。孔子也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如何能够做到“和而不同”？此非他，乃因忠恕之道。 在5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中、印、缅的政府领导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免带有局部的“权宜之计”的性质。而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确立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的、恒远的“国际法”原则。 施密特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中所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开展“文明的对话”而避免“文明的冲突”。他所提出的“道德重建”，就是要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所普遍认可的道德“黄金规则”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全球普遍伦理，使国际社会把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从而化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实现人类的和谐。他针对那些“不太愿意接受义务或责任的读者”，引述了联邦德国总统赫尔左克的一段话：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都对权力和伦理做过界定。在西方世界，权力以及公民的自由受到更多的重视，而儒家传统则更加看重伦理以及公民的义务……我对我们这两种文化所抱的希望是它们都能趋近于平衡的中点。[13] 看来，世界和平有待于中西文化在对话中“趋近于平衡的中点”，这个“中点”就是把权力或权利与义务或责任统一起来。 在当今世界有必要更加强调义务或责任，也就是说，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单边主义的“双重标准”。最近，美国《新闻周刊》揭露出一个在国际法上实行“双重标准”的恶例，即美国司法部曾为白宫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宣称：“美国可以用国际法衡量其他国家在战俘问题上的行为，但华盛顿自己却不必遵守这些法律。”这份备忘录“虽然没有得到公开批准，但也得到白宫的默许”。它为五角大楼对战俘使用逼供手段“铺平了道路”，“这些手段最终被用到伊拉克阿布格里卜监狱的囚犯身上”[14]。如果这样的恶例不能避免，那么世界和平就无从可言。 最近，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又出版新著《我们是谁？》，法国《问题》周刊就此书的内容发表了一篇“访谈录”。亨廷顿在此“访谈录”中指出：“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美国人制造了一个把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碰撞蔓延到全世界的策源地，而首先承受其后果的将是美国人。”记者认为亨廷顿持如此反战立场“出人意料”，而亨廷顿的反战理由是： 西方已经不能再像一战结束后那样控制世界了。特别是穆斯林文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它将迫使西方抛弃一切硬要人们归顺同一意识形态的主张。……强迫他们变更政权既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也是不可能的。[15] 亨廷顿的见解有其深刻之处。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6]。如果西方继续像一战结束后那样“硬要人们归顺同一意识形态的主张”，“强迫变更”他国的政权，那么，“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就会成为现实。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说：“赐也，非尔所及也。”我们但愿以后美国的当权者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有“所及也”。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有其偏误之处，即他把“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归因于当今世界的七大或八大文明的不同。而在中国的许多文化学者看来，多元文化本身并不具有“冲突的危险性”，如果处理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则可致“天下大同”（费孝通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如果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那么也有望逐步走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全人类的“多元一体”[17]。 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现在离全人类的“多元一体”或“永久和平”还十分遥远；相反，人类现正面临着冲突、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这种威胁的根源不在于多元文化本身，而在于多元文化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我在此愿意推荐一篇题为《即将到来的时代交战》的文章，作者是戴维·J·罗思科普夫，发表在2004年2月1日的《华盛顿邮报》。此文作者尖锐地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一个不断老化的发达世界的利益与一个年轻和越来越失望的发展中世界的利益相矛盾”。文中有这样几段“警世”之言： 如果我们试图结束恐怖主义，我们就需要认识和消除这些紧张关系。刺激这种紧张的是南方心灰意懒的穷人与北方占据主导地位和即将步入老龄的人口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 文化与人的基本需要相比，占据次要位置。对那些试图鼓动人民的人来说，文化可能提供了一个权宜之计的战斗口号，但实际上却仅仅是装潢门面，以使普通的需求变得崇高，从而满足对经济公正的根本性要求。 我们应承认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把握一个事实，即新兴国家就业岗位的创造与发达国家的安全是相关的。 当共同的经济利益占上风和文化冲突的代价被证明太高的时候，欧洲便将自己的文化壁垒搁置起来。纵观历史，在世界各地，这就是统一和一体化的历程。因此我们不禁要得出结论：与亨廷顿相反，人口问题鸿沟两边截然不同的社会迥异的经济利益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而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结合双方的最佳资源，是防止世界大战最有把握的举措。[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