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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2008年03期 中国古代的教育，城乡差别并不明显。以清代为例，虽然官办学校主要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但学生大多来自乡村。同时在乡村还设有社学、义学、私塾等，负责启蒙教育。除宗室、贵族外，城乡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大体上是均等的，当时的社会精英大多出自乡村。乡村教育拉大与城市的距离，并处于落后状态，是从清末开始的。当然。这里有多种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废科举也是造成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越来越表现出不能适应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在清末，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这是历史的选择，大势所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是在仓猝中被废止的。一个行之千余年的制度，戛然而止，它所带来的社会阵痛和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科举制是在仓猝之间被废止的 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朝廷的有识之士“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故有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之设，又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图弥补旧学之不足。至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康有为即明确表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建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在那样一种氛围下，八股已成为万恶之源，容不得人们再去思考。因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之废八股，改试策论，“亦时使之然也”。然而，废八股、兴学堂，行之数年，仍未见其效，于是国人则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故废科举又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决定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科始，递减科举中额，“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按此计划，十年之后，再停科举。然而。尚未到递减之年，人们发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结论是，“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因此，袁世凯等人建议：“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于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立停科举，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 显然，舆论把战败的责任归罪于八股和科举，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落后就要挨打。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军事实力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清政府又极其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而奢望以废科举使中国强盛，只能是舍本逐末。在人们头脑发热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必然存在着不足，不仅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而且对废科举必须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充分的准备。 其一，废了科举。教育怎么办？ 科举制度是一种选官制度。它的创建，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作为一种打破世袭、平等选拔人才的机制，科举制度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科举本与教育无关，但由于封建政府要选拔、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需要以封建伦理去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从学习的内容上去引导他们。因此，科举制创立不久，便与教育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成了教育的根本导向，由此便埋下了隐患。特别是从明朝开始推行“科举必由学校”，导致教育成为了科举的附庸，把教育内容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尽管这一状况对普及教育曾起到过推动作用，但毕竟使众多读书人钻进了死胡同，考什么，学什么，一切为了功名利禄，脱离了社会与民生。这是科举左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依傍于科举的教育，并不是完整的教育。当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人中国后，中国的传统教育仍跟着科举指挥棒在转，显然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改革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应如何改革。我们认为，改革不应是简单的废除，而首先要搞清科举与教育各自的功能，以及二者的关系。科举的功能是保证公平取士，教育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人才。科举不应左右教育，教育也不能只为选官服务。就选官而言，即使在晚清，科举仍未丧失其功能，曾国藩、左宗棠，以及一批提倡变法维新者均由科举出身。而此时仍要求教育只为科举培养人才，只为选官服务，显然是不可行的。只有让科举回到原本的、单一的选官功能，才是明智的、最佳的选择。如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与教育就没有任何依附关系。总之，教育与科举分途，才是新式教育发展的关键。然而在清末一片废科举的呼声中，很难有这样冷静的分析。 光绪二十七年，张百熙建议在发展新学堂时要“优予出路”，“应以小学堂卒业者比生员，中学、大学卒业者比举人、进士。仿日本法别设大学院，令进士入学其中，不加限制，俾其优游餍饫，以求深理，三年考成选翰林”。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张之洞在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时称：“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并提出：“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材接踵而不可胜用。”这些建议实际上仍以功名利禄吸引读书人，无非是以新学堂取代府州县学而已，学习内容不同而已。而他们又忽略了兴办新学堂所受到的诸如资金、师资、教材等种种制约，以致递减计划尚未实施，便急不可待地废科举、办学堂。其后，新学堂之授出身，包括游学归国后的考试授出身，一如科举之旧例，授为文科、医科、法科、商科等进士、举人，并未摆脱科举之模式。当时已有明眼人看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御史陈曾佑即指出：“科举既废，则士子出身尽归学堂一途，为朝廷用人行政所关，不能不详加审慎，以求万全无弊。为久远可行之规。”他认为袁世凯等奏定章程内“所列奖惩各条，滞碍难行之处极多”，而“种种滞碍难行之故，皆由于学堂、仕进混一之弊”。“考各国学制，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博士，卒业时不过授以文凭而已，未有授以官者也，惟其授以文凭，故一学堂卒业，虽多至数千人而不觉其滥；如尽授以官，则难以为继矣。”他特别强调：国家所以广立学堂者，大旨有四：“一，教成人格。教育普及，则人人知人伦道德，而风俗纯。一，教成国民。教育普及，则人人有政治思想，而国本强。一，寓通国皆兵之意。小学普及，则军人资格已具，而征兵之令可行。一，寓富民足国之意。实业普兴，则民多才艺，而谋生之途较广。此四者，兴学之大旨也。是故兴学非尽求官也。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作官。人人皆知求学，则各谋其本业，而天下以安；人人皆思作官，则各忘本分，而侥幸奔竞之风作矣。”陈曾佑的论述是精辟的，但并未引起重视。以发展新学堂而普及教育是进步的，可取的，让新学堂重新承担起科举的功能则是行不通的。严复就曾谈到，废止科举，“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显然，他并不满意兴学校的效果。民国初，有文章称：“废科举，兴学校，样样模仿外国，但是这种考试，还是带着科举气味的，所以到了现在，我国学校教育，仍旧不见进步，就是这个缘故。”“考试制度盛行，真正的教育就难于普及了。”显然，教育未能摆脱旧模式，未能充分发展，与废科举时的仓猝之举有关，与清政府没能分清科举与教育的功能有关。由于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所推行的政策也就难见成效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