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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记》论师道 《学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礼记》49篇中的一篇。《学记》全文共20节，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精辟、深刻，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第一部教育典章制度专著。 《学记》写作于战国晚期，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学记》主要论述了教育的作用、政策、制度、方法等。首次从理论上对教育教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教育目的与作用。《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学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教化才能够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风尚。 同样，教育对个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学记》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加强社会教化，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和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优先发展教育，教化人民。 2、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教育目的的同时，还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出在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学记》提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xiáng）,术有序，国有学。”家、党、术、国是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区划，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其次，《学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核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确立年级制的萌芽。意思是说，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3、教育原则与方法。《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1）教学相长。《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学记》指出：“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的本意是指教师自身的学习是一种学习，教导别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种学习。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在向书本学习中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提高进步。另一方面就是向教学实践学习，向学生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教学相长”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学”因“教”而有所进，“教”因“学”而有所深。这一光辉命题的提出，是《学记》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2）豫时孙摩。“豫”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之谓豫”，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要防微杜渐。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时”，就是“当其可之谓时”，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及时点化。“孙”就是“不凌节而施之谓孙”，即教学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学生就会苦不堪言。“摩”就是“相观而善之谓摩”，就是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 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孤陋而寡闻”。 （3）长善救失。《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就是说，学生学习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这四种缺陷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4）藏息相辅。《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二者相辅相成。《学记 》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就是强调，业余爱好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规定动作”学有所成，“自选动作”形式多样，整个教学活动张弛有节、严肃活泼。 （5）启发诱导。《学记》提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七）韩愈《师说》、《进学解》论师道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虽然不算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宣传儒学思想的，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师说》是中唐时期，针对当时士大夫骄傲自满、轻浮狂躁、“耻学于师”的现实状况，从而呼吁人们尊师重道。《进学解》通过师生问答的形式，意在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这两篇名著阐发的一些教育主张和观点流传千古。 1、关于教师的作用。《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教师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韩愈把“传道”放在“受业”、“解惑”的前面，表明他把教育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二是“受业”。“受业”，即“授业”，主要是传授儒家经典，同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进行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三是“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不解之事，教师就是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疑惑。韩愈还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说明了老师的重要性，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老师的重要作用。 2、关于师生关系。韩愈继承了儒家关于“学无常师”、“不耻下问”的观点，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他还举例说“孔子师郯子(tán)、苌（cháng）弘、师襄、老聃(dān)。” 郯子是春秋时期郯国国君，据说孔子曾向郯子学习政治。郯子治郯讲道德、施仁义、恩威有加，百姓心悦诚服，使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当时26岁的孔子，其博学早已闻名鲁国。孔子还是来到郯国向郯子请教。离开郯子时孔子感叹：周天子那里已经没有这类人才了，像郯子这样有学问的人，已经散落于四方了。 苌弘是周国人，春秋时代音乐大师。据说孔子曾于前518年和前495年，两次到周国向他求教音乐理论、天文知识以及探讨《韶乐》与《武乐》的优劣、异同。孔子与苌弘的会晤，对他删《乐经》、著《春秋》帮助很大。 师襄与孔子是同时代鲁国的著名乐官。本来孔子弹琴的技艺已经相当好了，但他不满足。在他听了师襄的弹奏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向师襄学习，并使自己的琴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当时老子名声很大，孔子曾经从鲁国专门来到周国都，向老子请教“礼制”的问题，并称赞老子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其犹龙邪！”现在洛阳东关大街北侧有一座牌坊，古碑上面刻有“孔子入周问礼处”。 韩愈引证孔子所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进一步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3、关于治学态度。《进学解》一开篇，就以精炼明快的语言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劳，荒疏在于嬉戏，德行的成就在于深思，毁坏在于因循随意。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学习成败的规律，至今成为大家熟悉的学习格言，不少人把它作为座右铭。所谓“勤”即口勤、手勤、脑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口中不停地吟诵儒家六经文章，手中不断翻阅诸子百家的文章，夜晚点灯读书，夜以继日一年到头辛勤不息。 《进学解》鼓励学生自身努力进取，不要过多的考虑外界的因素。指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意思是作为学生，重要的是要考虑学业能不能精进，而不要埋怨官府不明察，不能录用自己，忧虑的是自己的德行能不能成就，而不要担心官府不公正。 （八）朱熹《朱子语类》论师道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朱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尽管朱熹不是山东人，但综观朱子之思想渊源中有众多源头活水，核心主要吸取了儒家孔孟等圣贤的思想精华。明王祎认为：“朱子之道，固集至贤之大成者也。”著名学者贺麟提出：“朱子之所以成为儒学之集大成者，乃在于他把握了孔孟的真精神和活灵魂。”毫无疑问，朱熹是先秦儒学的继承者、复兴者，是宋代新儒学大师。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是四部书的汇集。 《朱子语类》是朱熹讲学语录的汇编，共140卷。朱熹一生从事著书和讲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 我国宋代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北石鼓山下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县城的应天府书院（亦称睢suī阳书院）。其中，朱熹主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大书院，并亲自参加书院规章的制定和教学管理工作。朱熹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关于教育目的和作用。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他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关于“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打造“圣贤坯模”。他认为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小学主要以“教事”为主，就是“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他认为，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无济于事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广泛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撰写了《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习惯作了具体规范。 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教育内容的重点转为“教理”，即“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3、关于教学和读书方法。朱熹认为，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结着天理精蕴。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读圣贤之书的目的在于穷其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总结整理其有关读书的经验，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 （1）循序渐进。朱熹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有三层涵义：一是指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指出：“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躐（liè,超越）等”，“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二是指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说：“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三是指在读具体的书方面，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推进。 （2）熟读精思。朱熹指出：“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所谓熟读，就是要把书本背得烂熟。所谓精思，即是反复寻绎文义。为此，朱熹强调：“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3）虚心涵泳。读书必须以虔诚虚心的态度去领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不能有半点的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就是以客观的态度，还古书的本来面目，并不执着旧见，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灰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便会。” （4）切已体察。所谓切已体察，就是读书时，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落实到提高自身修养上来。就是“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 （5）着紧用力。所谓着紧用力，就是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以坚持到底而不懈怠的精神去读书。正如朱熹所言：“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 （6）居敬持志。朱熹视此为读书的“致精之本”。他认为读书的关键在于学者的志向和良好的心态。居敬，就是兢兢业业，诚心诚意，严肃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持志，就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坚定志向。朱熹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为此，朱熹的讲学堂名为“居敬堂”，寄寓其 “循序渐进，居敬持志”的教学宗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