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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教育，在长沙古代教育史上曾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宋代官学式微，书院崛起，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教育成为长沙教育的主体。元明两代，由于封建王朝特别注重于官学，又大力强化了科举制度，使长沙书院教育几经波折，并染上浓重的科举色彩，走上了一条官学化的道路。 元代初期，元统治者在大力恢复官学的同时，对书院也实行保护政策，元统一中国不久，忽必烈就下令江南官府占有的学田一律归还书院，并禁止以“理财”为名变卖书院学田。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潭州学正刘必大首先修复岳麓书院，“始复旧观”。1314年（延元年），潭州通判刘安仁“董儒学事”，乃派善化县主簿潘必大再为加修，岳麓书院又重新兴盛起来。此后，潭州路各属州县原有书院，如宁乡莱山书院、浏阳文靖书院、湘乡涟滨书院先后重建和恢复。并新建了一批书院，如长沙县乔江书院、东冈书院，浏阳南台书院，湘潭碧泉书院；攸县凤山书院，茶陵紫徽书院、东山书院，益阳庆洲书院。总计潭州路及所辖州县，共有书院11所，从数量上来说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元代书院制度与前代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书院主持人由朝廷派人担任，书院与官学同样受官府节制。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诏令全国，其“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并规定“书院设山长一员”。山长皆由官授，有俸禄，与其他学官一样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元代书院已被纳入了官学的轨道。因此，清初学者朱彝尊《日下旧闻》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于是书院“几遍天下”。 明初，明王朝独重官学，并规定非官学生员不能参加科举，于是书院不兴，长达一百余年。至明中期，由于科举之弊孔炽，官学之制渐趋衰落，特别是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书院又因之而兴起。长沙地区也有明显的反映。 首先，即是久负盛名的岳麓书院再度兴起。岳麓书院经过元代数十年的兴盛，到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又毁于兵火，化为一片废墟。从1469年（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澍于旧址重建礼殿和北海碑亭，至1499年（弘治十二年），知府王、同知杨茂元再修，恢复旧观，结束了百余年来荒凉的局面。此后，一些供职长沙热心书院教育的官员，又先后20多次对岳麓书院进行修复、扩建，并为之增置学田，奏请朝廷颁赐藏书，加之王守仁及其弟子接踵来院讲学，使岳麓面目一新，名声再振。 与此同时，长沙府及其所属12州县原有书院也先后得到修复和重建，如湘潭碧泉书院、湘乡涟滨书院，又创建一批新的书院，如长沙谷书院，善化城南书院、惜阴书院，宁乡玉山书院、南轩书院，益阳龙洲书院，醴陵东莱书院、超然书院，茶陵江书院、云崖书院等。这些书院，大多已经属于官办，山长由官委派，学田由官划拨，自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又进一步发展了。 城南书院，在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原是南宋大儒张随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张曾与朱熹在此讲学论道。张浚曾手书“城南书院”4宇。后废为僧寺。1507年（正德二年）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湖南提学道陈风梧曾谋求在此创建书院，但被长沙吉王府所占去。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长沙府推官翟台在高峰寺下建厅堂5间，建立了最初的城南书院。 惜阴书院，长沙城南灵官渡左，旧为祭祀晋代名将、长沙郡公陶侃的“陶公庙”。1525年（嘉靖四年），善化知县吕廷爵塑陶侃像于其中，取陶侃“珍惜寸阴”名言，建立惜阴书院。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长沙知府蒋弘德、推官翟台又大为扩建，建有明道堂、广仁堂和号舍6O间，招集生员肄业其中，并置田830亩以赡学者，规模颇为宏大。1572年（万历六年），明王朝禁毁书院，于是又废学词。1587年（万历十五年），善化知县陈一鉴乘朝廷禁令稍松，又加修复，“集十三庠生肄业，月给饩”，并聘吴道行为山长。书院虽恢复，但规模已大不如前。到明朝末年，虽仍维持了书院之名，但原有号舍，“诸生自修五间，余尽拆毁”。 玉山书院，位于宁乡县治之东，1523年（嘉靖二年）知县胡明善初建。后又多次扩建，使之成为宁乡最有名的书院，即清代玉潭书院。继五山书院创建后，1524年，明世宗又诏建南轩书院于官山张浚墓侧。明代宁乡也可算得上是“人文荟萃之区”。 到明代后期，封建统治者曾先后4次禁毁书院，因此造成了长沙书院教育发展艰难，如浏阳一县，元代教育颇为发达，建有书院多所，考中进士13人，进入明代以后，书院全部荒废不复重建，士子失其学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长沙的书院到明后期也大多废置或衰落，唯有岳麓书院因拥有明世宗御赐的“敬一箴”，加上掌教者的悉心卫护及在士人中享有的声望，才得以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