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西学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西式书院的教育影响越来越广泛。光绪十五年（1890）康有为在广东提出“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光绪二十一年（1896）《万国公报》主编沈寿康正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经张之洞等人的极力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一时风靡朝野，成为洋务派与维新派在教育上的合流。中西学兼容成为书院的发展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建立的广雅书院、两湖书院、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书院成为中西学并举的卓有成效者。 广州的广雅书院光绪十六年 （1890）由张之洞创办。最初开设经学、史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后改为经、史、理、文，把经济学、舆地学附于史学之中。史学中包括西方的社会科学内容，成为书院中最热门的课程之一。广雅书院的第二任主持人朱一新（1846～1894）是一位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学者，他对西学有独到的见解。他批判了庸俗汉学家所谓西方化学、光学、电学都出自墨子之学的所谓“西学中源”论，认为这种附会毫无意义。他认为学习西学，首先应了解西方的地理和政治人文，即所谓“明其地势，考其政俗”，其次是学习西方军事和天文学、制造学，即“取西人之艺事，以辅吾不逮” 。广雅书院对书院的办学方向有重大影响。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1858～1927）于光绪十六年（1891）在广州创办的。康有为是贯通中西的学者和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光绪十七年他从上海采购了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译著回到广东。其中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学书籍被他买走四分之一以上。广东的学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慕名登门求教，于是康有为便办起了万木草堂，开堂授徒。他所讲授的“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经世之学”包括中外政治沿革及其得失，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考据之学”包括中外史地、数学、格致学；“文字之学”包括： 传统辞章和西方语言文字。演说、游历（考察）、体操也被列为“科外学科”。在教学上他注重结合实际进行中外对比，每讲一事必须联系上下古今，讨论其发展变化和利弊得失，又引述欧美事例加以比较证明，开创了一代新学风。万木草堂以“制造新国之才”为宗旨，培养了一批维新派的骨干力量。 甲午中日战争后，西学的兴起蔚然成风。张之洞创立的两湖书院改革了教学内容，将经、史、理、文四科改为经、史、天文、舆地、地图、算学六门。又将地图科改称兵法，分为三类：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增设化学、博物、测量、军训和体操等课程。湖南的求是书院还聘请外籍教师讲授西学，并且购置了教学实验设备。此外还建立了中西学并重的考试制度，每月初一考西学、每月十五考中学。陕西的崇实书院设立格致学、外国时局与政治、外国刑律、公法、条约以及水陆兵法、地舆、农学、矿务、语言等课程。陕西的味经书院将西方风土人情、两洋史、西洋政治、电气、光镜、化学、医学、气学等亦列入课程之中。湖南岳麓书院还专门设立“评学”课程。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对教学提出的要求是“通古今，达中外”，要求学生必读时事新报，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动态。时务学堂还沿用书院的讲会制度，以星期日为讲期，议论政治，讨论中外时务，并延揽名流学者轮流讲演。梁启超还采取谈话、座谈的方式，邀集学生数人共同讨论，随时提问解答，教学气氛十分活跃。 晚清书院教育的嬗变为彻底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准备了条件。光绪二十二年 （1896）刑部郎中李端棻正式向朝廷建议改变书院章程，规定书院要设立格致、制造、农学、商学、兵学、矿学、交涉学等。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上奏，建议书院的史学要附以时务，掌故之学要附以洋务、条约和税务，舆地之学要附以测量和图绘，算学要附以格致和制造，译学要附以外国语言文字。这无疑是保留传统学科之名而改变教学内容之实。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颁行各省。书院教育制度的嬗变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先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