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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对促进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激励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重大作用。以横向的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学教育和纵向的世界现代文学教育作为参照系，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本文尝试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三个方面，对此略加说明。 一 从教育目标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旨在培养健康的伦理型人才，具有政治指向性和伦理指向性的鲜明特点。 人的活动都是有预定目的的活动。人根据预先设计的活动目的，在活动中进行选择和创造，使活动结果最终符合自己的需要。因此，目的是人类对活动结果的一种指向和规定。无论古今中外，教育都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人为本，追求和实现人格的完善，这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培养健康的伦理型人才，亦即培育道德人格。如许慎《说文》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做善也。”《中庸》说：“修道之谓教。”《礼记·学记》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种教育理念，与某些西方近代教育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德国近代教育家赫尔巴特(Herbart.J.F.)就说：“教育的全部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道德——包括。”[1]185但是这种教育理念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教育目标上，中国古代教育则显示出鲜明的特色。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所以教育目的强调培养“建国君民”的统治人才，行于民间的私学也主张“学而优则仕”。而西方古代社会文化最初是神本位，所以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僧侣；文艺复兴以后人本位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所以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个性。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反映在人才培养上，便强调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修己正人，达到“明人伦”的目的。而西方传统文化则基本上是一种知识型文化，教育的目的尤其注重通过知识学习达到对真理的认识。 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以人文教育为主，重在传授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在人文教育中，文学教育尽管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其目的指向却仍然是伦理教育，亦即伦理型人才的养成，而文学教育不过是达致伦理教育的津梁，培养道德人格的基础。孔子《论语》首倡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宋人陈祥道《论语全解》卷10解释道：“学始于言，故兴于诗；中于行，故立于礼；终于德，故成于乐。”“兴于诗”的目的，在于“立于礼，成于乐”，而礼、乐的本质则是一种伦理型社会和伦理型文化。《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合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正因为如此，古人一再强调，在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应该从属于伦理教育；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如《论语·阳货》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唐人裴行俭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2]卷190《王勃传》南宋朱熹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3]卷74《白鹿洞书院学规》张木式说：书院“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4]卷10《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明人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下说：“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学问，士人之器具也；节义，士人之门墙也；才术，士人之僮隶也；德行，士人之栋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尝以此教不肖，而谆谆然令其厚养心地。”直到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仍然宣扬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文学是用于“新民”的，也就是后来所谓培养“新人”的意思，这一点确立了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 这种重视道德人格养成的文学教育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写作。如闻一多论及孟浩然诗歌的人格之美时指出：“西洋人不大计较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好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弊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他们又有职业作家，认为一篇文学创作可与科学发明相等。西洋人作诗往往借故事或艺术技巧来表现作者个性，而中国诗人则重在直抒作者的胸襟，故以人格修养为最重要，因为有何等胸襟然后才能创造出何等作品。”[5]128这不仅指出了东西方诗人所不同的道德观，而且阐明了中国文学注重人格之美与“诗教”传统的密切关系。叶燮《原诗》曾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活动，文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发现和欣赏“物之美”的“神明才慧”。如果我们暂且不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目标的政治指向性和伦理指向性的性质，应该说，中国古代文人强调文学教育的目的在于“立人”，文学教育应该而且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精神修养、培养人的精神人格，这既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富含理论价值的合理命题。 二 从教育内容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旨在传授丰富的人文知识，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鲜明特点。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中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习惯等的总和。在中外学校的历史上，受教育目的的影响，学校教学内容的确定存在着“文”(普通文化知识的学科)和“实”(自然知识学科)的区别。在西方，古希腊人“赞扬自由探究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6]208，形成了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古希腊智者派提倡“三艺”教育(即逻辑学、修辞学、文法学)，柏拉图完善西方古代课程“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二者共同组成所谓“七艺”，成为西方长达一千余年的学校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后来还因此而形成了文科学校和实科学校的分类，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雏形。而在中国，学校始终未能出现这样的分化，甚至在一般学校教育中，实用学科(包括科学、技术、社会应用性学科知识)始终没有地位。中国古代社会重农轻商、追求仕途的文化传统，导致教育内容主要以社会典章制度和古代文化知识为主，很少有自然科学和生产知识的内容。同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基本上的一种伦理型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因此教育往往把德育作为主要内容。至晚在商代，中国就形成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标志的学校教育(亦即官学教育)内容体系，其中尤以尚文为主旨。东周以后出现的私学，也主要是传授历史文献和道德准则，同样定位于文化的性质，如《论语·述而》文、行、忠、信“四教”。中国从汉代起就形成单一经学教育的学校模式，这样模式又通过隋唐科举考试制度予以固定化，并逐渐渗透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秦汉以后，历代都把儒家经典，如“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要之，丰富的人文知识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而文学教育内容则涵容于“乐”、“文”或经典文献之中，文学教育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人文知识一直浑融一体，难以分辨。如《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正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以经学为主的文化教育混杂不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内容，就其内涵而言，就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包容着“非文学”的要素；就其外延而言，就从来不局限于文学读本，而是广泛地涉猎各种文献典籍。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内容的基本特点。 除了渗透在“五经”、“四书”之中的文学教育以外，中国古代比较纯粹的文学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三字经》、《千家诗》等蒙学教材作为文学启蒙的读物；第二，以《文选》、《文章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学总集作为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的范本；第三，以各种诗法、诗格、韵书、词谱、曲谱等工具书作为文学写作知识的辅助读物。这三个方面的文学教育内容，仅仅作为经学教育的“拾遗补阙”而存在。 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发《奏定学堂章程》，始定小学、中学、大学各级学校中设置“中国文学”科，于是文学教育终于从以经学为主的文化教育中分化出来，具有了相对的独立地位。但即使如此，从综合性文化教育中分化出来的“中国文学”科的教育教学内容，仍然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特点，体现出极强的综合性。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内容这种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的特点，一方面固然不利于文学教育的独立发展和全面展开，但另一方面，它却切合中国古代“博学于文”的传统教育思想。《论语·雍也》篇记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同样的言论，又见于《论语·颜渊》篇。孔子所说的“文”，包括一切文化知识。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给学生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论语·子罕》篇记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流传，“博学于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培养“中国式”通才学者的必由之路。这种通才教育，直至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三 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旨在发挥个人学习的能动性，具有教法多样性和学习自主性的鲜明特点。 教育方法包括教育者的教法和受教育者的学法两个方面。就教育者的教法而言，有语言的方法、直观的方法与实践的方法；就受教育者的学法而言，则有发现式和接受式两大类。这些都是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方法的共性，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方法的特性则另有所在。 首先，在教育者的教法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提倡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在古代的学校中，教育、教学活动的重心往往不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系统讲授，而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如孔子《论语·述而》所说的：“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教师的教学，主要集中于启发、释疑、析难、点睛、规劝、督促、评估等，这样就使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生动活泼，充满生气。如“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7]58其实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是如此，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更是如此。其次，在受教育者的学法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视诵读玩味，感知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主要方法。明人胡侍说：“《参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心印经》云：‘诵之万遍，妙理自明。’《魏略》董遇，人有从学者，不教，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苏东坡《送安悙落第》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朱晦庵云：‘书贵熟读，读多自然晓。’《元史》侯均云：‘人读书不至千遍，终于己无益。’古人论读书之法，不过如此。”[8]古人要求从童蒙时学习诗文经典，就必须烂熟成诵，在诵读中玩味思索作品内涵，感受文学的审美，发现人生的乐趣，领悟文化的底蕴，从而完成文学的教育与人格的养成。中国古代这种朗读、感知、领悟的文学教学方法，非常契合文学作品抒情性、形象性、感染性的特点，更便于受教育者体会文学语言的韵律美、词藻美和修辞美，也更便于提升受教育者自身的审美感受、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近年来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提倡在中小学的文学作品教学中要运用形象思维的做法，其实这在古代的文学教育中早已有了充分的体现。 再次，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强调对话交流，互相启发。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常会有问对应答或论辩考校，通过多向交流，互相启发。如《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让弟子“盍各言尔志。”《晋书》卷96当大雪骤下时，谢安问谢道韫和诸子侄“何所似也”，谢朗答道：“撤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朱熹谈到埋头读书与对话交流时说：“载之简牍，纵说得甚分明，那似当面议论，一言半句，便有通达处。所谓‘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说到透彻处，何止十年之功也。”[9]卷117可见对话交流，能使人受益无穷。而对话交流的归趋，则是充分调动受教育者个人学习的能动性。所以朱熹又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9]卷13引路者自然教无定法，而行路者重在自我探索。尤其是文学教育，培养这种自我理会、自我体察、自我涵养的学习习惯，最便于感受文学的魅力，也最便于达致审美的彼岸，它将使受教育者享用终身。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是，教育目标具有政治指向性和伦理指向性，旨在培养健康的伦理型人才；教育内容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旨在传授丰富的人文知识；教育方法具有教法多样性和学习自主性，旨在发挥个人学习的能动性。此外，在文学教育效果、文学教育过程等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也有突出的特点，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焉不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一份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作者：郭英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