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原的周边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学习汉语、汉文的传统。中原汉地的历代统治者，为与外界沟通，亦注意设馆教授外族语文，同时非官办的外语的教学也有所发展。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这个观点来谈论语言教学，历史上某些非汉族语言既是外语，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今天我国一些跨国境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是这样。故我们研究古代外语教学史时，亦应注意我国对周边民族语言的研习活动。 辽金元时代异族文字的研习 契丹人操一种古蒙古语方言，原无文字，以刻木记事。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创制了契丹文。神册五年(920)，契丹人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将所学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契丹国志》也称契丹字有数千。这种文字称为契丹大字。数年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弟耶律迭刺受回鹘文拼音影响，在大字的基础上制契丹小字②。契丹文流传不广，学习者多为契丹贵族及女真诸部贵族。辽亡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金政权继续采用契丹字③。耶律大石建西辽，把契丹字传至西域。甚至有些西辽汉官也掌握了契丹文。13世纪初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至中亚，曾向一位西辽郡王李世昌学习辽字，他自称“期岁颇习”④。 女真语是满一通古斯语的一支。从语音学的角度看，女真语更接近于今赫哲语，即俄罗斯远东的那乃语。女真原无文字，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和叶鲁仿契丹文和汉文创制女真大字，于天辅三年(1119)颁行后，金朝在各路设学校教授之。天会三年（1125），叶鲁(耶鲁)受命赴上京“教授女直字”。金熙宗时又创制了女真小字。世宗大定四年(1164)，金在各谋克中选择良家子为女真字学生。九年(1169)又从各路学生中选优者100人至中都进一步提高女真文水平⑤。十三年在中都设女真国子学，有两个等级学生共200人；并在诸路设府学、州学22所，以新进士为教师。学生不但有女真人，也有汉人⑥。金亡后，留居东北的女真人在元明两代仍然研习女真字，直至明正统年才废弃⑦。金代为教授女真语，应当编有女真文字书。 唐代碎叶川的西突厥突骑施部采用源于阿拉美字的粟特字母创制了一种突厥文，后为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畏兀儿人)和哈迷立人所使用，我国一些学者习惯上称为回鹘文，在元代称为畏兀儿文或“北庭书”。畏兀儿是金元时代西域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民族。西辽皇室从畏兀儿延请学人，教授皇子学习这种文字。入元以后，由于蒙古贵族的征服，中原与西域的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畏兀儿文也传入汉地。 蒙古国初期宋朝派往北方的使臣曾了解到蒙古国使用三种文字，既蒙古文、回回字和汉文。行于回回之地的官方文书用回回字，由田镇海主之。据宋使观察，“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在汉文文书的年月之前，镇海常“亲写回回字，云付予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⑧。 许多学者都把《黑鞑事略》中提到的“回回字”释为波斯文，笔者在《<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⑨一文中也发表过相同的意见。这一推测有重要缺陷，即忽视了镇海所主持的“回回字”只有21个字母，而波斯文有32个字母，与此数不符。史书对镇海的族属说法不一，但不外于克烈人和畏兀儿人。当时克烈人信奉的是聂思脱里教。畏兀儿人信奉的则是佛教或聂思脱里教。当时在克烈部和畏兀儿之地，并不存在有组织的研习波斯文的活动。畏兀儿文使用19一23个字母，其数目因时代和文献而异。元陶宗仪《书史会要》说，畏兀儿字有20余个字母，除重名外只有十五个音，因此产生代用字母10。正与此合。《黑靴事略》提到，蒙古字与“回回字殆兄弟也”畏兀儿体蒙古文的确是在畏兀儿文的影响下创制的。因此镇海所主持的“回回字”是畏兀儿文。 蒙古人攻占华北和西域后，许多蒙古官吏和色目贵族迁居中原，为统治汉地，需要大批翻译人材。金朝沦陷区内旧有的国家机器被打碎，多数汉人绝了仕途，而会“回回字”即畏兀儿文和蒙古语的人却可轻易获得一官半职或做通事，作威作福，所以燕京城里“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靴人译语”11，往往初学者研习不久，便被拉去当翻译。 蒙古原无文字，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获在乃蛮部任职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方知文字之重要，遂命塔塔统阿依照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自左向右竖写，并教授蒙古弟子，是为畏兀儿字蒙古文。金末在华北蒙古国辖区内，蒙古文、畏兀儿文与汉文同为官方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命吐蕃人八思巴制作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后称蒙古国书)，至元六年(1269)颁行后，畏兀儿字蒙古文不再作为官方文字，但仍在民间流行。以后迭经改革，沿用至今。八思巴字由藏文字母改进而成，共有字母四十多个，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行。它采用汉字方体字形，一个方体字拼写一个音缀，致使语词割裂，不易识读。 颁行蒙古新字时，世祖曾明确规定用以“译写一切文字”。故八思巴字除用以拼写蒙古语以外，也拼写汉语，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有拼写蒙古语和汉语时所代表的音值不同。元世祖企图以一种通用字母拼写蒙、汉、藏等各民族的语言的努力，实际上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空前的创造性的尝试，也是制作汉语拼音字的第一次尝试。 至元八年(1271)元政府在大都设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初设时“未有员数”。大德十年(1306)，政府为学生增加“廪膳”，改进待遇，人数也由过去的30名增至60名。延祐二年（1315），学生数增至百名，其中蒙古人50名，色目人30名，汉人20名。此外“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因听课人数过多，曾一次减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员”。为解决希望就学人数与学生员额之间的矛盾，政府允许在一百人名额之外，再增加50名，其中汉人30人，蒙古人20名，但其中只有30人可享受政府一年二次发给的纸札笔墨。 诸路的蒙古字学设于至元六年(1269)，比燕京的蒙古国子学早两年。中书省规定，各地方官可送子弟入学，人数依级别而异。民间人士入学者在25人至30人之间。学生可依法免除杂役，专心学习。大德年间各州府的入学名额也确定下来，约在10名至20名之间。元贞年间政府确定各地须划出一定的田地，以其收入用作蒙古字学生员的生活费用。 政府命将《通鉴节要》译为蒙古文以为大都的蒙古国子学和诸路蒙古字学的教材。其学官称教授。府州级的教授初定为从八品再任路级教授，可升为正八品。大都的蒙古国子学学员毕业后，政府“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至大二年(1309)，在学校设“伴读员”40人，大约相当于辅导教师，以在籍上学员学问优长者补之。地方学校的学员毕业后，也须通过翰林考试，合格者可充学官译史等职12。 唐以后，用汉字录写他族语言，编写字书的传统代有其人。元代为方便汉人与蒙古统治者交往，编写过《至元译语》一类的书籍，以汉字录写蒙古语词汇，再给出汉语释义。这种字书继承了北朝时代以汉字“录写本言”，再加汉字释义的古老传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双语对译字典。 在大多数场合下，元代汉文史籍中提到的“回回文”和“回回字”，并不是田镇海所主持的畏兀儿字，而是另一种文字。回回文字的地位特别重要，元政府在主要的机关内都设有回回椽史，回回译史或回回令史等官。王恽《中堂事记》(上)记云，回回译史麦术丁“其所译薄籍捣治方厚，尺纸为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译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13。普速蛮，即波斯文musalman的音译，义为穆斯林。明代《回回馆杂字》“地理门”第89词为musalman，汉字注音“母苏里马恩”，旁译“回回”14，可见麦术丁这类回回译史、回回椽史和回回令史等人所书写“普速蛮字”应是波斯文，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担任汉语与波斯语互译工作。 元政府为了培养译员，设置了专门机构。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但这个回回国子学估计不久就解散了。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按世祖旧制“笃意领教”。由于回回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西行的使臣，东来的西北诸王差官所携带的关防文书，多以回回字写成，所以必需培养能书写波斯文的专门人材。 至泰定二年(1325)，入回回国子监学习波斯文的“公卿大夫子弟与夫凡民之子”日渐增多，其学官及生员总数共50余人。其中受元政府资助“饮膳者”者，有27人。元政府遂下令，对未能享受供给的一名助教和24名生员也提供饮膳。当时政府“百司庶府所设译史”，都从回回国子监内选取生员充任15。 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内教习波斯语的教材，今已不存。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这份回回字母表，与回回国子学或回回国子监的教材或许有一点关系。回回国子学内还教习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这种文字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已经很少有人掌握了。回回人麦术丁对总制院使桑哥提出：“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理会有，我则些少理会得。”这就是说，当时社会上学习亦思替非文字的人极少，麦术丁手下只有一两个人会这种文字，向他本人只是稍通。麦术丁恐怕“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他担心下一辈人将不再懂得亦思替非文字，遂要求政府设置官学，教授这种文字16。但此议事并未立即施行。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两年以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尚书省又向元世祖提出，翰林院益福哈鲁丁通亦思替非文字，要求授之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进行教习，这一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 日本学者岩村忍认为，“亦思替非”可能是Istanbuli“伊斯坦布”语，即拜占廷语的音译17。吾师韩儒林教授曾推测，亦思替非文字可能是波斯文。上面提到，元政府各部门都设专职波斯文翻译人员，与《通制条格》中提到的很少有人会这种文字的原意不符。邵循正先生在《刺失德丁<集史·蒙哥汗纪>译释》中提出，“亦思替非”应为阿拉伯文istafa的对音，义为穆罕默德之文字。而笔者曾根据要求设置官学教习亦思替非文字的是《中堂事记》中提到的回回译史麦术丁，他本人既然只稍通亦思替非文字，故亦思替非文字不可能是波斯文。波斯文与阿拉伯文的关系有如日文与汉文，波斯人即使未学，也能稍通，故笔者曾设想亦思替非文字应是阿拉伯文。 我国学者对亦思替非文字的讨论引起了伊朗学者的注意。1993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的德黑兰大学专家巴赫蒂亚尔(Mozafar Bakhtyar)撰文指出，istifa即“亦思替非”的本意是“获取应有之权利”，或“向某人取得应得之物”。而作为专有名词其意为：“财产税务的核算与管理”。在古代伊斯兰国家的财务部门称为“亦思替非部”。“亦思替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国家文书之中。它有特定的写法与规则。国王及政府有关财务税收的诏书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等都用这种文字书写，而用一种称为Siaq的方法计算。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只表意而不标音。这种数字在塞勒柱帝国时代已经广为使用18。故在回回国子学中所教授的亦思替非文字，就是回回财务会计人员所使用的一种速写数字。 元帝国与四邻往来频繁，除蒙古国子学以外，应当还有各种外语人材及培训机构19。 我国最早的亚洲学院——明四夷馆 明承元制，继续与周边各族、各国往来，在翰林院内设置四夷馆。西方学者如伯希和、威立德20。和本田实信在研究四夷馆时，都把四夷馆理解为“翻译处”，或“翻译局”。其实，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我国最早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授功能的“亚洲研究院”。四夷馆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包括八馆。四夷馆继承了古代的传统，亦以地名、国名来称呼所属各馆：即靴靶馆、女直馆、回回馆、西番馆、西天馆、百夷馆、高昌馆、缅甸馆。《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21 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在设馆之初，当多为通晓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士，而入馆学习的主要是官僚弟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官僚弟子多不肯努力读书，在馆中厮混多年也不能学成而为国家所用。明中期以后，政府决定四夷馆教员的弟子可入馆学习，将来继承父兄之业，生源问题这才得到解决。满清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改四夷馆为“四译馆”。 明代的四夷馆不同于北魏时代的四夷馆，它主要是一个语言、文字的翻译机关的和教习机构。明代丘的著作很清楚地说明了四夷馆的作用：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我文皇帝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靼、回回……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使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授以官，盖重其选也。”22这是说，佛教入华前，朝廷虽然早就有在官府中任职的翻译，但因为周邻诸国诸族多无文字，翻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口译。佛教传入后，翻译大兴，要务是译解佛书，而非“通华夷之情”。而最早创立亚洲语言教习事业的是明成祖。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下诏，命翰林侍讲火原洁和编修马沙亦黑编写《华夷译语》，并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刊行于世。这种《华夷译语》被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教授称为“甲种本”23。甲种本《华夷译语》是一部汉—蒙分类词典。 永乐五年(1407)，设立四夷馆以后，各馆为教习番语开始大规模编修《译语》和《杂字》。这种《华夷译语》被石田教授称为“乙种本”。其中的“杂字”部分，是现存我国古代翻译界和外语教学界编写的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番汉对译字书。当时中国人尚不知按词汇拼写的字母来排列语汇，所以使用的是古老词意分编类法。分类分别为“天文门”、“地理门”等，相当于今天的分类字典。有些《译语》还有“来文”，即诸番来使进贡表文。四夷馆汇集各番“来文”用于教学，故有时又称为四夷馆课。但这些表文并非原本，明显是带有汉语背景的人伪造的，其作者很可能是四夷馆的教师。 另一种是明末茅瑞微所辑之《华夷译语》。这种《华夷译语》亦有各种抄本存世，只写出汉义和汉字注音，不写原文。石田干之助称之为“丙种本”。 乙种本与两种本分别继承了古代以汉字“录写本言”和夷书、汉字音译并存这两种不同的双语对译字典的传统。这两种本子是分别独立编成的，所以有很大的区别。 据元代留下的蒙—汉对译字书《至元译语》可知，元代编成的这类资料一般不出现番文。而北京图书馆中所藏《华夷译语》中有一种清袁氏贞节堂抄本的“译语”，书无序，封面题“译语”。这部《译语》只包括蒙古、委兀儿(即《高昌馆译语》)、回回、河西四种译语，抄写时每页横分3栏，竖11行，每行包括译语3个词。其《回回译语》部分共分为17门，收波斯语词汇673个，只有汉字音写和音译，说明它就是“丙种本”。 这个抄本最后一页上有原抄者手书的一方八思八字篆体“太尉之印”官印。印上方题署“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月日中书礼部造”。宣光为北元年号。以此观之，此抄本所据底本的最早抄录时间在明初，而其祖本则应成书于元代。这说明丙种本中的蒙古、回回、委兀儿(高昌)与河西四种译语有可能是从元代流传下来的。 各馆译语在亚洲外语教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女真译语》，早在上个世纪末便有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葛鲁贝氏对此进行研究24。“二战”后日本学者山本守、山路广明、西田龙雄等先后出版多种论著研究《女真译语》。我国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当属金光平、金启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25与道尔吉与和希格的《女真译语研究》26。《鞑靼译语》德国学者黑尼士作过研究，他的《汉—蒙古语词典脚是一部将《鞑靼译语》逐个转写、翻译并加索引的著作。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的《辽金元语文仅存录》虽然只是将《至元译语》、《鞑靼译语》、《卢龙塞略译语》、《登坛必究译语》、《武备志译语》、《武备志北虏译语》等资料汇集刊出，但书后附有按笔划排列的汉字索引。《高昌馆译语》：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igeti)曾作过详尽研究。我国学者胡振华、黄润华亦曾作校勘整理，并于198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回回馆杂字》最先由日本田坂兴道与本田实信作过研究，近年来笔者在其基础上研究亦取得进展。这些资料尚未引起我国外语教学史学界的重视。 四夷馆设立后，各馆负担起外语人材的培养教育与官方翻译的工作。由于明朝译馆为数有限，而天下之大，语言各异，难免会出现使臣贡表文字无人可识，回赐表文亦无法撰写的情况。于是明政府规定，在这种场合下，必须使用双方都通晓的第三种文字，“以通华夷之情”。例如回回馆并不限于与穆斯林诸国打交道。《明实录》记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逞罗国使臣入华事云：“逞罗国王国隆勃刺略坤尤地亚，遣使臣江悦等”携“金叶表文入贡谢恩，且言：‘旧例，本国番字与回回字互用。近者，请封金叶表文及勘合咨文间有同异。国王凝(疑?)国人书写番字者之弊，乞赐查辩。”，这是说，过去暹罗与明朝往来有时用暹罗文(泰文)，有时用回回文(波斯文)。但当时明朝官方执掌暹罗文的译臣水平不高，以致回赐的表文和勘合文字逞罗人不能识得，暹罗方面要求明朝调查。明朝掌暹罗文的译臣非但暹罗番字写不好，连暹罗国入贡的表文他也认为“难于辩识”。明政府只得决定，让暹罗使臣回国自行究治。并且明令他们，今后只能用回回字(波斯文)与明朝往来，“不得写难识番字，以绝弊端”28。不过，这毕竟是一件使明朝这样一个涣涣大国难堪的事，遂有后来万历七年暹罗馆之设。这说明随时代变迁，有些语种的作用日见重要，但又不再初设的八馆之内，只能设立新馆教习。 元亡以后，控制中亚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统治集团虽继续使用畏兀儿文，但察合台文已占据主要地位。但有明一代，直至清前期，始终不适应西域民族文化环境的变化，一直坚持用畏兀儿文，继续在高昌馆培养已经没有多少用处的畏兀儿语翻译人材。直至乾隆年平定淮葛尔部以后，高昌馆撤销29。 常志美与《米诺哈志》 明代及清初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之中的回回语言文字之学，是当时民间外语教育的主要内容。我国回族学者论述经堂教育历史的文献虽然不少，其中包括庞士谦先生的杰出论文《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30，但深入研究者却很少见。1978年夏，伊朗学者谢里亚特为编写校订《波斯语辞典》在北京收集资料。他在东四清真寺参加聚礼时看到三份内容相同、他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波斯文著作抄本，题为M inhajal一Talib，译言“学习门径”。作者自称“中国山东学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书成于回历阴历1070年5月主麻日(清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十七年正月，1 660年l～2月)。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波斯语语法书。谢里亚特得允复制携回国后，对这三各抄本互校，整理出校正文本，于1981年出版31。经查证资料后发现，这部著作是世界上独立写成的最古老的以波斯文写成的波斯语语法书。得知这一发现后，笔者按图索骥，在南京太平路清真寺中也发现了这部著作的一个抄本。足见其流传之广。 笔者发现，这部题名为Minhajcal一Talib的著作，就是明末清初回族著名学者常志美撰写的《米诺哈志》，这是明清时代民间穆斯林经堂教育的语言教材之一。所谓“中国山东学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中的zinimi的构词方式是波斯语常见的地名+-i式，意为某处人氏，这个名字在一个抄本中写作zinibi，其最后一个辅音-b-字母与辅音-n-的写法基本相同，只是音点位置有异。故这个人名应为Zinini之讹。Zinin即山东济宁，Zinini义为“济宁人”。常志美生前曾长期主持山东济宁清真寺(东大寺)教务，所以自称“济宁人”。 《米诺哈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以下各节：不规则动词词法、不定式、过去时、其附属人称及否定形式、将来时、其附属人称及否定形式、命令式和否定命令式、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形容词。从规模上来看，《米诺哈志》已经包括了波斯语书面语的绝大多数语法现象32。 波斯语是一种印欧语。《米诺哈志》是了解古人对印欧语语法解释的一个理想窗口，也是衡量古代官设与民办的外语教学的水平的一个重要参照物。此书虽然在波斯语教学史上有重要作用，但它作为波斯语的入门书并不合适，通篇是语法条文，回族经堂中的波斯语的教学效果不佳恐与此有关。 葡萄牙人东来以后，在澳门开始了葡文和拉丁文的教学活动。清政府亦在同文馆内开科教授欧洲语言，还编写了番汉对译字典，收于《华夷译语》之中。我国外语教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注释：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辽史》卷75《耶律突吕不传》及卷76《耶律鲁不古传》。 ②《辽史·皇五子表》。 ③《金史》卷66《传》。 ④《湛然居士集》卷8《醉义歌序》，谢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71。 ⑤《金史》卷51《选举一》。 ⑥《金史》卷99《徒单锰传》；并见《晏台女真进士碑》。 ⑦参见金光平、金启：《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页29一30。 ⑧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叶8。 ⑨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一13期，1 989一1 990年。 10《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 11《黑鞑事略笺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7，叶9。 12《元史》卷81《选举志学校》。 13《秋涧集》卷80，四部丛刊初编缩本，页769。 14 参见拙文《<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页1 74，第8行。 15《元史》卷81《百官志》，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028~ 2029。 16《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80。 17《亦思替非文书考》，刊于《岩井博士古希记念文集》，见页115一117。此文承徐文勘先生见示，谨此志谢。 18《亦思替非考》，刊于《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叶奕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44一50。 19参见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1983年，页249一251。 20《四夷(译)馆一翻译局研究史料》，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1943一1946年，卷913。 21《太宗实录》，卷48。 22《大学衍义补》，卷145。 23《女真语研究。新资料》，昭和六年(1931)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 24 D r. W ilhelm Grube，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 cen，Leipzig，l896(《女真语言及文字》，莱比锡，1896年)。 25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1983年。 2 7 E rich H aenisch，Sinomongolische Glossare，I Das H ua一Iih一yu，Berlin 1957。 28《孝宗实录》，卷2，九月己酉条。 29参见拙文《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往》，刊于《学术集林》，卷7。 30原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复重刊于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 31学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著，谢里亚特博士校勘:《学习门径一一最古老的波斯语语法书》，伊斯法罕，伊斯兰太阳历1360年(Mihajal-Talab，Kuhantarin Das- tur-iZaban-iFars,Muhammad b.al-Hakin al-Zinim- i,bakushish-i,Duktur Muhammad Jawad Shir't，Isfa- han，1360) 32参阅拙文《<米诺哈志>的作者及其波斯语动词分类原则初探》，刊于《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作者：刘迎胜 原刊于《江海学刊 》1998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