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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 对“秦制”的埋怨老实说也不是晚清才有，其实中国历代的儒家经常都有一些人会有这种埋怨。真正的儒者往往都是不满现实的，孔子就曾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现在礼崩乐坏，这个社会已经堕落了，我现在要坐船到海外去当移民去了。朱熹也说：“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但不同于孔孟和朱熹的是，晚清的儒者找到了一个“仁义道德”的来源，那就是西方。用徐继畬的话说，就是“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 当然，他们讲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主要讲的是对内，就是西方的统治者对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中国的老百姓要仁义得多，这里不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人，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当然都是爱国者，他们在抵御列强的侵略上，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是如果讲国内体制的话，他们很明显地认为西方民主政治比中国的法家政治要“仁义道德”得多。 于是这些人介绍西方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船坚炮利”，甚至不是放在如今公认为西方人擅长的办公司做买卖上，而是大谈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王韬就大讲，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66－70页）而郭嵩焘就说得更系统了。他说西洋立国有本，这个立国之本就是“朝廷政教”，西洋人会做生意那只是次要的。他说西方社会法制很严明，所以“公理日伸”。说那里没有乡愿，只有“乡绅房”，在那里一帮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受百姓之托公议政事，说这个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这个国家是为老百姓的，说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皇帝不能任用私人，老百姓只要不满意，统治者就得换，他说这也很好。朝野两党“推究辩驳以定是非”，“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说那里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以上均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老百姓的声音都受到重视。 总而言之，这个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郭嵩焘：《致李傅相》，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289页），简直就是一个礼仪之邦，能够富强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说，英国由于“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转引自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2页），这就有点羡慕得走火入魔了。英国能有那么多的殖民地，只是因为他“仁爱兼至”？我们知道，其实郭嵩焘也说过，那还是因为他们“船坚炮利”的结果。郭嵩焘使英期间曾大力推动国人来英留学购舰组建北洋海军，并为我国海军留学生人数少于日本而着急——这是后来日本海军赶超中国的预兆，郭嵩焘是最早警示这一苗头的人。 有人分析过这个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他与曾国藩类似，是翰林出身，理学名儒，出国时年已58岁，价值观已经定型。他也不懂外文，虽然使外期间努力求知，毕竟不可能系统学习，也不可能发生什么脱胎换骨的“文化转型”。 郭嵩焘始终是个儒者，他虽对英国印象很好，却从未批评儒家，只是批评秦汉以后中国背离了儒家“三代”理想，他正是把英国看成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的。 沉默的声音。 当然郭嵩焘后来因为这些大胆言论遭受挫折，似乎显得很孤立。有人因此说他这是个例外，多数儒者那时还是视西夷为名教之敌的。但我以为，首先一个时代的特征在于它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东西，而不在于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是否已经成了算术上的多数。就是戊戌以后，“西化”潮流更猛，中国总人口中的多数对之又有多少认识？否则怎么会有义和团那样的事？但是，相比起五四前后“学西”者尤其是倡言学西“本”西“体”者大都批儒，而崇儒者不是反对“西化”，就是只主张学“西用”、反对学“西体”的状况而言，像郭嵩焘等人那样从儒家、而且是从“反法之儒”的古儒原教旨出发来倡导学习西方，而且特别注意学习西“本”西“体”，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吗？戊戌以后尤其是五四时代，主张学西的人显然比徐继畬郭嵩焘时代要多得多，而在西化大潮下仍然坚持儒家本位的人肯定比徐郭时代少得多了。但是他们几乎都“反西”，在这些人当中有像徐、郭乃至谭嗣同那样主张通过弘扬“西体”来实现“反法救儒”的吗？我看似乎一个也没有！ 而且，秦汉以后在儒表法里的时代，谁是真正的“儒者”的确很难说。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专制时代有权有势者从既得利益出发反对民主大概都是主流，很难说什么儒家不儒家。即便是西方，查理一世、路易十六难道喜欢民主？他们就是儒家吗？从皇上的角度看如果洋鬼子有什么可学，那当然就是“船坚炮利”，这不但与儒学不儒学无关，甚至与爱国不爱国都未见得是一回事——其实，向洋人学习“船坚炮利”甚至与鸦片战争的关系都不是很大。早在鸦片战争前几百年，明代就从西方引进“佛郎机炮”（又称“红衣[夷]大炮”），那时不就已经在学习“器物”了吗？倒是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大清君臣并没有几个人热心于“船坚炮利”（关于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反思”，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57-583页），至少这样的热心者并不比徐继畬、王韬这些对西方“仁义”感兴趣的人多。对“船坚炮利”的追求主要是在1860年代湘、淮军得洋人雇佣兵之助，在中国内战中发现“船坚炮利”杀“刁民”的厉害，才成了气候的（当时英法联军在北方打败清军也使皇上震惊，但后来的洋务军工不起于北方而起于南方，不起于在北方与洋人作战的僧格林沁式的满蒙亲贵，而起于在南方打内战的湘淮系官员，可见学习“船坚炮利”的更大动力还是后者，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82页）。皇上（及权贵）对这样的“好处”感兴趣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儒家思想或者反儒思想，只要有既得利益就足矣。 而在那些能够超越既得利益去思考社会前途的人当中，其实郭嵩焘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孤立，只是在那个并非言论自由的时代很多人都不说罢了。后来薛福成曾回忆说： 昔郭筠仙（按即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欧洲，由巴黎而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征之。（《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538页。“黎莼斋”原作“黎莼窄”，误），这里的“陈荔秋”即后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黎莼斋”即川东道员黎庶昌。当时还是年轻人的薛福成听到郭嵩焘的话时半信半疑，他去问陈宝箴黎庶昌等人，他们都同意郭的看法。后来他们也都成了维新派，但郭嵩焘直言惹祸时，他们都沉默。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当时都属于“曾门四弟子”，他们的思想在曾系文人中应该具有代表性。 曾系之外当时最有影响的就是李鸿章一系了，李系的例子是张树声。张树声这人是李鸿章办淮军时的副手，后来历任江苏巡抚和两广总督，他应该说是个官场油子，并不是什么思想家，也没有到过西方，但他任职的江苏两广都是当时中国开放的前沿地带，他的幕僚中也有薛福成这类人，他因此也耳濡目染了很多东西。但这人老于世故，一直没有什么前卫言论，他曾宣称：“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张树声：《张靖达公杂著》，转引自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8页）然而他心里真这么认为吗？到了1884年，他已经病重了，最后向皇帝上了口授《遗折》，讲了一番相反的话：“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于是他要求“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八）这也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说：什么船坚炮利之类的那都是“用”，是细枝末节，学西方必须学“体”，就是他们的教育与政治体制，如果不学这个，船坚炮利你学了也没用。他说这话时离维新还有十几年，十年后果然，已经是“船坚炮利”的北洋海军还是给打得一败涂地。但张树声也是临死的时候才敢这样说，可以想见，当时持类似看法，但是还没有死，也不敢说的人，应该不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