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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矛盾观。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唯心辩证法，并且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 关键词：孔子；辩证法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散见于《论语》一书的各篇中，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形态，但不失为辩证思维的花朵。本着实事求是和“扬弃”的态度，探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在新起的封建势力面前逐渐衰败，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新生事物与旧有势力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从小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语凡是出自《论语》的，只注篇名）。他认为，宇宙间诸种事物都处在不断运行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在这里，孔子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天并未说什么，可“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片生长。可见，孔子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时”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内在规律性，不受“天”的干扰。因此，当他站在河边，面对流动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时间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动一样，昼夜不停。 在孔子看来，不仅自然界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人类自身也是如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着的过程。在他自述为学之路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并且“不逾矩”，说明人的认识、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勤学多积累，是可以加以改变的。那么，这就和他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相矛盾。如何理解呢？应该承认，孔子是肯定“生而知之”的人，但他同时也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习，提倡“学而时习之”（《学而》）、“学而不厌”（《述而》），认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并立志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孔子一生就十分勤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所以，我们对“生而知之”及“我非生而知之”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孔子承认“生而知之”并且视之为上等的，但他在实际活动中处处以“学知”为重，强调“学”和“习”。正是由于“学”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识、认识沿着从“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这样的轨道逐渐地增多、深化和发展。对于人类自身，孔子还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命题，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习”的作用才发生显著的差别。显然，孔子认识到人性并非天生不变，而是可变的。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孔子没有作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但这方面的思想痕迹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回答子张关于“十世可知也？”的问题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关于孔子的这段话，笔者认为，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孔子在鼓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化发展思想。正因为孔子看到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了，所以他主张对前代之“礼”作一些“损益”。无论怎么说，孔子没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凝固不变的，否则，他就无法提出“损益”的主张来。 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联系观 《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主观武断、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如果我们抛弃其阶级属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孔子的这种态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闪光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不可单独、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而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武断和一麟半爪，这样，方能使问题处理得准确、恰当。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种朴素的联系观，它自发地遵循了辩证思维的路线。孔子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了“四毋”这种朴素联系观，这从他的许多言论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这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某一句话说得好就提拔，也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废弃他的好言论，而必须长期地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反两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个人的认识方为全面。又如：“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过则勿惮改。”（《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这里孔子说得很明白：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人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不要“惮改”，对于那些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法语之言”）必须接受，以“改之为贵”；如果“过而不改”，那就是真正的过错了。在孔子看来，那种“不善不能改”的人，是令人担忧的（“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述而》））。可见，孔子对待犯错误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过去（“既往不咎”）而着眼于其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孔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