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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 (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南方周末 佚名 参加讨论

    经济如此先进,政治又不专制,伦理道德那更是我们的专长,远非人欲横流的西方可比。这样看来,晚清国人何以要学西方就成了难以理解的事。于是近年来有些人说,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西方惟一比中国强的就是他们武力了得。中国被打败后便“短视”起来,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之所以要学习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打败了中国人,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就学习打我们的人。
    可是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五四时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因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个说法显然与上面那种说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说法,我们原来不就是因为挨打才学习打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不打我们,我们还不学了呢。怎么还会有失望一说?
    显然,五四时期部分中国人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俄国就难道没有欺负我们?)。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当时人们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强者”。
    但是这个特征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还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以前,那时的“反法之儒”对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说比戊戌以后、五四以前还要浪漫得多!
    为什么清以前的国人不崇拜“强者”?
    这里我要说,国人传统上就并不是对“强者”多么崇拜的。我们讲的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主要就是指中原的农耕文明,以及代表这种文明、打着儒家旗号的中原王朝。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被人打败,其实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绝不是只有晚清才真正被打败。远的不说,距离晚清最近的就是晚明,当然有人说明是亡于流寇而非亡于清,这本是清朝为标榜其“得国之正”而说的。但就算崇祯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的“顺”朝不也是汉人政权吗?它不就是被满清所灭的吗?
    其实崇祯死后的“南明”仍然曾经拥有大半个中国,它也不就是被满清彻底打败了吗?南明是彻底地亡于清,跟晚清受列强“欺负”根本就不能相比,败得如此之惨:南明诸帝是立一个被追杀一个,最后那个永历帝一直逃到缅甸,还是被清军威逼引渡回来绞死了。如果要说打败,到底是明败得惨还是晚清败得惨呢?当然是明败得惨。
    所谓晚清被西方打败,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大清朝一直还在,虽然“西夷”也曾经两度打进过北京,据说不知是慑服于“天朝威仪”还是害怕“人民反抗”,很快又走掉了,整个国家体制并没有被颠覆掉。如果国人崇拜打败自己的人,大明帝国的人首先应该崇拜满族人才对,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没有兴起学习满族的热潮呢?
    大家知道,其实明清之际有一个现象,就是明朝遗民在军事上对于战胜满族,在经历彻底失败之后普遍已丧失了希望。当然有人说以后还一直有人想反清复明,那得看多少。这么大国家什么时候都有极端人物,但康熙以后还在做反清复明军事努力的人能跟晚清以来国人军事上努力反抗列强相比吗?
    我就说两个最著名的抗清英雄,一个是李定国,他坚持到最后,退到缅甸,临死给儿子的遗嘱是“宁死荒徼,勿降也”,你们就在缅甸移民终老吧,绝不要投向清朝。他就没有要求儿子打回去。(实际上他儿子也没有听他的,他死后不久儿子就降清了)。第二个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他最后把部队解散了隐居起来打算做伯夷、叔齐,后来清朝把他找到了,但他拒不投降,终于被杀。他们本人都坚持了民族气节,但对军事上战胜满清可以说都绝望了。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他们本人拒绝和清朝合作,但是他们的一些亲人、学生跟清朝合作,他们也默许了,他们也没有再搞军事上的反满行动。
    但是,那时汉族人在文化上仍然非常骄傲,没有人认为我们文化上不如满族。而且,明清之际很多人反思的时候,都说我们之所以败亡,是孔孟之道贯彻不够,对这一套还是充满信心。尤其像黄宗羲,明亡后大骂一通秦制,反思非常深刻,说我们现在毛病一大堆,正是因为这些毛病我们才完蛋了,但是他讲的毛病就是秦以后,说秦以后我们违背了孔孟的很多东西,以至于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可是,在清末民初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晚清与南明相比,老实说,败得其实并不是太厉害,主流的中国人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击侵略的信心,最后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对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危机,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当然不是。而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被打败了吗?如果说外国人或者说“西夷”只不过就是夺去了朝鲜、越南,就使我们认为孔孟之道不行了,那么满族人把北京、南京都拿走了,我们为什么认为孔孟还行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萨满教呢?
    因此,与西方接触后之所以使“传统文化”当时产生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并不是“被打败”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直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眼中是怎么看西方的,他们是怎么论证学习西方的。
    “反法之儒”学习西方的几个特点
    当时这些人论证学西方,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是从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来学习西方的。当然,这种道德理想带有很明显的古儒“三代”色彩。本来传统儒家一直有一种不满现实的情绪,对这种情绪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五四以后,反儒的人认为这种情绪就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鲁迅先生专门塑造了一个“九斤老太”来形容这种情绪,这种人总认为过去比现在好。按照儒家的传统说,三代是盛世,到后面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而称赞儒家的人如余英时先生,则说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
    但是,说是批判良知也罢,说是复辟倒退也罢,所指的事实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真正的儒家从传统上就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理,认为三代是很理想的,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带着这种理想去看西方,忽然发现有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这个所谓的追求道德理想,也就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是这些人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而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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