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史证明了人类的智慧，文化证明了人类的愚昧。当我们使用“文化”一词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段光辉的，或者说“光辉化”了的历史，但我们却似乎没有看到这团毛绒绒的光其实也是月亮一般的反光物，真正发光的是“太阳”——我们的希望。我们希望万里长城是勤劳善良人民的智慧结晶，因此城下万喜良的骨骸也就必将从风景区的观光指南里消失；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因此学会了“别提了”、“让他去吧”等等口号。世界之所以在变得更好，是因为我们想让他变得更好——这种唯心主义论调一直被当成自然规律供于神坛之上任人们膜拜，进而成为真理。由于人拥有希望，所以这种唯心主义也就永不过时。然而世界是否真的变得更好？这个问题是我等乐观主义者拒绝回答的。我们用高科技大幅度延长寿命，并把这些光阴消耗在充满辐射、嘈杂的电话铃声和他者仇恨目光的办公室里；我们学会了从石油当中提取一些非得用蜂窝状符号才能表示其本质的物质，将其涂在脸上来让被沙尘暴摧残的皮肤感觉好受一些；我们甚至把大量的史前动植物的化石丢进火炉以便让正负电荷在金属管中流动，进而给一家即将破产的地产公司打广告——如果文明的美好曾经让每一个沉迷于酒精、色欲和毒品的青年感受到伊甸园般的归属感，我只好承认，相比起把人殉、屠城和初夜权视为理所当然的古代，我们的确“进步”了。 熵值渐涨，夏天茂密的森林正在为秋天的落叶纷飞做准备。十分钟之前的爱在十分钟以后就可能变成恨，这种现代性的不稳定让一些人思考死亡多于思考生存。思考——超凡脱俗的——作为一种严肃的生存体验，需要一定的勇气。这种勇气的意义并不在于敢于触碰精神活动中被明言“谢绝采访”之敏感区域，而在于能够直面这样一个问题：从潘多拉之盒中放出最迟钝的两位精灵后，该如何把他们介绍给早已被谎言、灾祸和看似乐观实则悲观的“现实主义”蚕食了心灵的“现代人”？我们知道了窘境之在，但别人尚未，下一步该是如何？我们是否敢去追问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向菜市场的小贩解释鲁迅语境中的“费厄泼赖”？如何跟足球运动员讨论维多利亚时期的造船技术改革？如何与在俄勒冈小镇土生土长、在十三岁献出自己初夜的朋克摇滚乐爱好者详细讨论八荣八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间的必然联系？当我们深深体会到“解释”之不可能时，我们的“解释”又是为了什么？我们写作“历史”又是给谁看？ 已经观念化了的文化史中所提到的“人”是“人群”，是无所不在的集体名词（想想看吧，“骑马住帐篷的蒙古人”、“说不好英语的日本人”……）；而真正生活意义上的“文化”中的“人”是“人群中的人”，是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的孤独。这一点很难得到大众的承认，因为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好像只有在想孤独时才会感到孤独，就像我们只有自己决心想从冬天早上温暖的被窝中醒来时，我们才会醒来一样。“未知生、安知死”的训谕在帮助睡眠的层面上意义重大，我们都喜欢做梦，都想回到童年，因为只有那里才有“粉红色”。世界就这样被广大做梦者给“粉红色化”了。历史之光照亮了我们的书架，抽出其中任何一本，文章的末尾都是“我相信……”、“终会有……”、“……必将胜利”。但我们如果对孔夫子的训谕做进一步的阐释（尽管“还原”是“不可能”的），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我们还没有解释清楚日常生活中尚未解决的“生理”问题时，最好不要试图去思考理论上的“胜利”。我们有时候就像在做梦，以为自己的思维在无所羁绊地自由翱翔，却常常不去细心观察一下关节处有没有固定着细如发丝的傀儡线。真正的生命之见证者与评判者只能是“天地”，我们作为蜉蝣，首先应该思考一些“寄”的问题。 如果当我们谈论“文化”时，我们所谈论的其实是“文化史”，那么我们就在滔滔不绝的同时让更多的声音消失了，我们的“进步”也就进而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之上。谈论历史的人，往往所关注的并不是历史本身。一切历史主义者都是恩斯特·布洛赫意义上的对“尚未”的憧憬者，他们的基本姿态是：脑子里想着过去，眼睛看着未知的远方，脚踩在坚固的大地之上。这种实践哲学的价值指向因此必然是“历史的”，也就进而是“遗忘的”。“历史”——在这种心中充满了“希望”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无限大的古老仓库，一切没有用的都塞在某个尚无明晰编号的角落。人们不担心这种逝水年华一旦错过就将永别，因为终究有其他人会戴上口罩、忍着灰尘去将其重新翻找出来。“历史”的书写者洞察到“解释”之不可能，然而他们依然乐观地用巨大的词汇写作着。他们的乐观是对他人、对未来之物的乐观，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们才会如此乐观：他们看不到真正“毁灭”的那一天。这是一种相对肤浅但绝对幸福的伟大，这种伟大本身也必然是“历史的”。遗忘不意味着不严肃，相反，这正是一种真正的“负责”，一种对“此世”的生命的高度重视。 “文化”的真正关注者就是那些藏身于阴暗角落、不断“杞人忧天”的人们。由于无可救药的求真癖发作，这些人杜绝一切获得“胜利”的可能。他们的思索方向不是带有归纳意味的“创造……”和“构建……”，而是建立在演绎思维基础上的“避免……”和“找回……”。他们认为“太阳底下无新事”，事情原本就是那样，只是大部分人没有从一开始洞见其全貌。这个逐渐呈现事物原貌的行动过程不能被定义为“发现”和“创造”，而只是“找回”和“揭示”。这种工作似乎被他们自己定义为对熵法则的顽抗——由于世界事实上正在变得与以前不同，我们的确有理由怀疑“更年期”甚至是“老年期”已经到来了，因此一点“维他命”迫在眉睫。关注实事的人往往意识到事态严峻的一面而较少笑容，作为诊断具体问题的挂牌医生而非拍出可怕广告的保健品生产商，他们注定要在反思和责问之中比其他人更容易洞察到那种无所不在的“孤独”。不是由于他们憎恨命运，而是命运憎恨天性敏感的他们。他们相信“无限”的存在，甚至臆想自己就是“无限”的创造者。他们并不见得是出于何种崇高理想而进行这种对“毁灭”的抵抗行动，相反，他们的孤独源于他们太过于重视自己的“存在”。 有限之人以“历史”为生活之基准，是以重视纲常伦理，重视一切闪光的片断；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死”、“毁灭”到来，这些光明都将归于浓黑的虚无。相反，无限之人以生活为“历史”之基石，是以主张自由无依，主张关掉路灯、仰望星空；这些人并非虚无的向往者，而是恐惧者，是命运的抗争者。由此可见，“文化”这个词对于前者而言是周六晚上参加派对时身上佩戴的便宜小饰品，可以轻松地给它一个“定义”或“功能”，在酒醉后把它随便遗忘在街头某滩呕吐物里，第二天浑然不觉其丢失与否；对于后者而言，这个词则是从幼时就一直卡在喉咙、用无数的醋酸也不能软化的坚硬骨鲠，哪怕下了地狱，棺木都已合上，它还是静静地伫立在原处，拓宽着髑髅的音域。 当我们在说话时，我们是在说给谁听？有限的默许者会给出一个建立在确定范畴之上的答案，要么是某人的名字，要么是“自己”，要么是“世界”，要么是“‘说’本身就是意义”。无限者则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不会去追问他自己“为什么”。当“无限”对“有限”造成宿命的压力时，当每一秒都带着几千亿个现代性分子飒沓而过时，当“文化”的涡流毫无缘由地把一切爱与恨、猫与狗、刺青与形而上学、丝袜与坦克、小浣熊方便面与波音七四七同时卷进一颗随时可能停止跳动的心脏时，“问”与“答”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喑哑。有限的生命实践让世界变得喧嚣、多彩并充满了倏忽易逝的“善意”，无限的精神返乡把天地抽象成静谧、单调而混沌冥冥的“真”。世界是从何时开始变得既嘈杂而又安静得可怕的？这个考古学问题就“留给后人”吧。我们作为广阔天地中忍辱偷生、在文化涡流之中自顾不暇的“蜉蝣”，唯一所能做的，不外乎只能是在日常生活中充满善意地实践，并且在自我内心充满恐惧地思考。 作者：冯小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