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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孟子》的「性善說」，他跟當時的人多半是用辯論，也有少部分是用辨析，很少是討論的啊！「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直接說出了對那個時代為什麼要辯論？因為，諸侯放恣、處士橫議、邪說暴行又作。（註9）我認為孟子活在我們這時代一樣要辯論的。但這個時候辯論不太有用，因為語言跟文字在整個資訊太發達，發達到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操作它的時後，多得不得了的時後，就貶值了。它就好像貨幣一樣，當貨幣供給到一個地步的時候，貨幣就貶值了。也就是通貨膨脹了，幣值就減低；這個語言文字膨脹了，語言所承載的真理值就減低了。（註10） 現今流行的電腦網路BBS，雙方都不把自己的名字說出去，而以一個匿名、假名互相這邊說過去，那邊說過來，一玩就兩個鐘頭。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面可以發覺到那整個人是散出去的。那個人，因為匿名的我形成一個新的我或是假的我，於是這個真我就躲在後面，藉著這個假我、可以丟很多東西，於是形成另外一個我的分裂。而這個我的分裂以後，讓這個我去侵擾些什麼、去承受些什麼。當我形成一個分裂的我，而我這個分裂的我各自在說些什麼，這所說怎麼可能言由衷。如果所謂言必由衷的話，那麼這個衷就已經變成五、六個、七、八個了，怎麼由衷法。照理說資訊很發達應該很好啊！可是資訊發達的結果，是語言的通貨膨脹而真理的幣值減低，更嚴重的是語言的偽鈔充斥。 三、《大學》詮釋的兩個向度： -------朱子強調知識與道德的互動性；陽明則強調道德實踐的根源性能力。 程伊川是認為學者一定要由這個《大學》所提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樣來學的，那或許大概就不會有所差失了。這是朱熹引程子所說的。在整個學問傳統來講，朱熹可以被視為繼承著程伊川的路。程伊川的路跟朱熹的路，一般來講，在學問傳統上合稱叫「程朱」。程朱的學問，一般把它給歸到「道問學」。相對待來說的是陸象山跟王陽明，一般說、他們所強調的是「尊德性」。這並不是說程朱就不「尊德性」，陸王就不「道問學」，而是說學問所偏重的方向。（註11） 「道問學」是強調通過經典文獻的學習，以這樣的方式回過頭來反省自己內在的心靈，這個反省的歷程、承接那個天理，讓那個天理能夠內具到我們的心靈裡頭去，而恰當的把它實踐出來。在宋明理學上來講，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性即理」的說法。這個性，指的是道德本性，而那個道德本性也就是天理了。但這個道德本性如何內具於你的心呢？朱子強調通過「涵養主敬」的方式，才能夠讓你的心具有道德本性、具有這個天理，才能夠把它實現出來。而朱熹說，這個涵養主敬跟格物致知的工夫好像是一車之雙輪、鳥之雙翼一起動的，不可偏廢。也就是說，道德實踐的工夫跟對於格物窮理認知的工夫是一體兩面的。所以知識跟道德有其互動的，進而形成一個辯證的統一。（註12） 陸王所強調的「尊德性」的學問，是從本心上說、先立乎其大，而這個本心是具有道德的本性，這個道德本性也就是天理。所以相對於程朱的「性即理」，陸王就是「心即理」。而強調「心即理」也就是此心當下即是天理，所以很強調這個道德的本心、道德的主體性。每一個人內在都具有一個道德實踐的能力，不必通過後天的學習就有的。後天的學習只是一個幫助的方式，並不一定是必要的。其實你是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來喚醒你那個內在的本心--良知。所以同樣是《大學》在程朱所理解的《大學》跟陸王所理解的《大學》是不一樣的。 《大學》依照朱熹的處理，有經一章，傳十章。傳十章中，關係「格物」那一章沒有。少了那一章，朱熹就認為是因為錯簡或以前寫在竹簡上丟掉了，於是把它補上去，謂之《大學》<格物補傳>，而朱熹整個學問最重要的核心濃縮就是那個《大學》<格物補傳>。《大學》<格物補傳>，就說明他如何通過格物致知的方式，同時也喚醒我們內在的道德本心。因為在做「格物致知」工夫的時候，同時也在做「涵養主敬」的工夫，而這樣的工夫才使得你有一個面對自己心靈的能力；讓心靈因此能夠知道那個天理、那個太極之理，而把那個太極之理實現在整個人間世來，這是朱熹整個強調之所在。 王陽明就不同，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做<大學問>，其意思就是「問所謂這個《大學》何為也？他的整個立場論點跟朱熹有很大的差別，特別是對於所謂的「格物致知」的理解上，基本差異是非常大的。（註13）宋明理學家基本上都非常注重《大學》，而討論大概就著重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四目上。籠統的說，陸象山的學問就是「正心」之學，到了晚明的劉蕺山的學問就是「誠意」之學，而朱熹的學問就是「格物」之學，陽明的學問就是「致良知教」這樣的「致知」之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