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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儒教 1、中国历史发展的六条规律 根据上述图表的峰值显示，结合从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以大体上总结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六条规律如下： （1）高低相间，盛衰循环 即中国历史发展中高峰时段和低谷时段顺次间隔，而且是盛世、治世与衰世、乱世依次循环。由此可以推测，清末和中华民国的乱世过去之后，当代中国即将或已经开始步入盛世阶段。 （2）长短相间，盛长衰短 即中国历史发展中长期时段与短期时段顺次间隔，而且是盛世、治世时段长，而衰世、乱世时段短。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共计2170年的历史，其中四个高峰时段共计1508年，平均每个时段为377年；四个低谷时段共计662年，平均每个时段约为166年。由此可以推测，当代中国也将会走上一个长时间的盛世辉煌的时期，其今天的表现，仅仅是一个开始和起步。 （3）二世而亡，盛世突变 中国历史上不少的王朝，其强大昌盛往往是无以伦比，但却或“二世而亡”，享国日短，或“盛世突变”，一蹶不振。“二世而亡”现象比较著名的如秦朝和隋朝。“盛世突变”现象比较著名的如西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民财，而后造成国力衰竭，政治混乱；唐朝“开元盛世”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发展的顶峰时期，但却突然出现“安史之乱”，时局由此急转而下；至于两宋，皆是在开国后不久即有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由此导致外患始终不能解决；而清朝前期，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就迅速进入没落和衰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或许当代中国已经度过了“二世而亡”的危险，但“盛世突变”的危险却不得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觉。由此，它“盛世突变”的兆头和应对战略各是什么？ （4）盛必统一，衰必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治世阶段，基本上都是疆域广大、国土统一的阶段，而衰世、乱世阶段，又都基本上国土分裂或军阀割据的阶段。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现在还不能统一台湾等疆土，是因为它还不够强盛；如果它不出现“盛世突变”而是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它早晚必将统一中国；如果它出现“盛世突变”而陷入混乱动荡，中国必将会再次出现分裂与割据。 （5）衰自内忧，衰必外患 历史上的中国强盛、强大的时候，总是与经济的总体发展、民生的合理解决、政治的相对正义、国家的大体统一、民族的总体和睦、周边的基本稳定等现象相紧密联系；而衰败的乱世，则往往相反，呈现出内忧外患的态势，而且往往是先内忧后外患。由此需要注意，当代中国的内忧是什么？外患是什么？它的应对战略是什么？ （6）衰而不亡，衰而复强 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往往是在乱世、衰世时也不是整体性的崩溃，进而导致国家与民族的灭亡，而是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的衰败与混乱之后能重新走上昌盛的轨道。但问题是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是否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发展所呈现出的“衰而不亡，衰而复强”的规律，而且即使没有改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也承担不起衰败和混乱的危险与代价，否则可能会“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2、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是一个外观性的描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而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其更深层次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正是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支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现象的出现。 （1）衰乱之由来 第一，小农破产与豪强兼并。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历代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以农立国，遂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古代社会四阶层的划分，就是士、农、工、商，即农人的社会地位在政策法规上仅仅次于官员和读书人。小农经济和小农生产的封闭性强，自我保护和自我组织能力差，在天灾人祸发生时，常常陷入破产的困境，豪强地主则趁机兼并土地，使自耕农沦为佃农的地位。由此往往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问题，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积聚，直至小农生活、生存、生命的底线遭到破坏，遂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举推翻中央王朝，或致使各地豪强与军阀持续割据混战。由此可见，民生问题能否合理解决，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核心问题。 第二，道德败坏与政治腐败。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或割据军阀往往趁机而起，利用和组织农民推翻中央王朝，建立新兴王朝。新兴王朝前期的统治者，往往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能在一段时间内注重解决民生问题，而且也往往励精图治，发奋图强，遂使王朝表现出兴旺发达的迹象。但王朝后期的统治者，往往乐享其成，不思进取，遂有道德败坏和权力腐化的种种表现，导致官商勾结或官匪勾结共同剥夺民众，而且是政府官员勾心斗角，进而导致中央王朝的权力分散、权威下降，使社会和政府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脆弱的中央政府往往对不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遂呈现出衰败乃至分裂割据的现象。由此可见，统治者的道德自控能力和政治清明与否，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关键问题。 第三，外向扩张与外患压力。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都往往以西部或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击和掠夺为大患。而西部和北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又使游牧民族的生活朝不保夕，不得不南下或东进掠夺汉民族以维持生存。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拉锯式的较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中央王朝在边疆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往往外向扩张，试图征服游牧民族；在边疆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往往先发制人，试图控制游牧民族；而在边疆不守的情况下，则疲于应付，进退失据，甚至是迁都躲避，乃至灭亡。无论何种情况，为对付游牧民族，中央王朝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使社会处于疲惫、紧张、焦躁、脆弱的状态之中。由此可见，正确处理与边疆游牧民族的关系，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重要问题。 （2）稳定之原因 第一，小农经济的恢复能力。人口众多、人口繁殖速度快以及战争和灾荒等等，都需要大量粮食作为保证，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高度注重农业问题。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是以手工劳动和经验生产为主要特色的小农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小农经济形态的农业生产，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只需要少量的土地和简单的劳动，即可在短时期内，甚至是一年之内，生产出家庭必备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从而得以保证农民的生存底线。换句话说，小农经济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它是混乱社会得以迅速稳定的基础。但小农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又是一种劳动重复而不是生产扩张，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走出一条新型经济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第二，家族制度的稳定功能。小农经济的另一大特色是自给自足，欠缺社会流动的动力，由此带来社会的封闭性。在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狭小区域内，或者是“熟人社会”之中，有效的治理，要么采取权威治理方式，要么采取民主治理方式。中国的家族制度渊源有自，往往是在国家政治崩溃的时候，社会还能通过家族制度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在个人与国家政治之间，有一个自我组织和自发秩序的社会场域，它是维持、促进或恢复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而政府则往往对这种社会的权威治理方式，采取了扶持的政策，从而节约了自己的社会管理成本。 第三，儒家文化的支撑作用。从某种角度看，儒教是下源自社会，即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同时又远远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上达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天下的治理。与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联系，遂通过“修身齐家”的途径保证了儒教的生存和延续，儒家人士也往往是以乡绅的身份成为社会场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理想和制度设计，又使其在国家局势稳定后成为政治重建和社会重组的最优方案。“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进退有章的方案，被称为是“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无论是在朝政，还是在民间，儒家士人及其文化理念都维系和支撑着社会的最低限度的运转。 第四，学在民间与道在山林。儒家文化传承不息的关键在于，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而且历代儒家一直坚持“道在山林，学在民间”，认为儒家的理念和理想，是由民间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传承的。由此，历代儒家都开办私人教育，培养徒众，这就使官方教育在混乱动荡中崩溃后，民间的知识分子仍然顽强保有和薪火传递儒家的理念和理想，并最通过察举、荐选、科举等制度，向国家输送了大批的政治文化精英，去重建或重组政治和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