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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峰值显示与分析 （1）14时段总分析 中国历代王朝14个时段共计5005年的历史。其中高峰时段9个，共计3893年，平均每个时段约433年；低谷时段5个，共计1112年，平均每个时段约222年。但这种分析意义不大。因为中国是在秦朝统一之后才基本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效管理的政治单元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单元，在此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理想中的时代和为中国统一而积聚条件的时段，而当代中国的前景仍然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因此下面对中国历史周期和历史规律的分析将着重在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之间的8个时段内进行。 （2）8时段总体分析 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8个时段共计2170年的历史，每个高峰时段和低谷时段构成一个历史发展周期，即4个历史周期。最长周期为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共计762年；最短周期为隋唐与五代十国，共计379年。4个历史周期平均每期为543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大约每500年为一个历史周期。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斯之谓欤？ （3）4高峰时段分析 2170年的历史中，高峰时段共计4个，即秦汉、隋唐、两宋和明朝与清朝前期，共计1508年的历史。其中最长的高峰时段是明朝和清朝前期，为472年；最短的时段为两宋时段，为319年；4个高峰时段的平均时间为377年。 （4）4低谷时段分析 从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共计2170年的历史中，低谷时段共计4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元朝和清末与中华民国，共计662年的历史。其中最长的低谷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为361年；最短时段是五代十国，为53年；4个低谷时段的平均时间约为166年。 （5）当代中国时段分析 根据对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2170年的历史周期性的分析，在当代中国之前已经有一个长达109年的低谷时段，即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这一时段是秦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发展低谷时段共662年时间的约1/6，是低谷中最长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361年的约1/3，是低谷中最短时段（五代十国）53年的约2倍，是低谷时段平均时间166年的约2/3。因此，从总体上看，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时段应该算是已经度过了中国历史发展周期中的低谷时段。由此，我可以作一大体预测和基本判断，即当代中国56年的历史，应该算作已经走出中国历史发展周期中的低谷时段而即将或已经开始步入高峰时段。 达三按：孟子曾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当代中国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步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仅仅是一种大体的预测和基本的判断，至于它能否实现盛世辉煌，仍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予证明。因此，达三真诚希望，这种预测和判断，不会使一些人盲目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大国发展兴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国终于到了一血百年耻辱、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并且由此打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旗子，煽动起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达三的目的绝不是在于论证强大和辉煌是当代中国的命定论，而是强调其强大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不但有许多巨大的、危险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也尤其需要炎黄子孙的团结一致与艰苦奋斗，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而不是躺在命定论上睡大觉，徒然形成狂妄自大的民族心理。 附论二：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与儒教 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大体占据主导、主流、主体的地位。儒教的这种地位，使它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根基性、平台性、支撑性的作用。或者说，儒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可抛弃的信仰底线和思想体系。但在底线之上，儒教本身不但曾有所变化，而且它也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震荡而有所兴衰。对此，我可以对照上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图表和曲线结合儒教的历史作一简单说明： 第一，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未必是儒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儒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未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历史上一向有“强汉盛唐”的说法。秦朝统一中国，虽然享国日短，但儒教却有“焚书坑儒”的灾难；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被定为一尊，然而汉元帝却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即汉代也是推行“儒表法里”和“王霸相杂”的治国方针。唐朝本道教，盛佛教，儒教不甚发达，所以才激起韩愈等人重振儒教的复古运动。两宋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推崇儒教的时期，然而此时期的基本特征却是“强文弱武”，偏居一隅，受尽夏、辽、金、蒙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欺凌。明朝和清朝前期亦是相当推崇儒教，然而就是在此时期，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重大事件，由此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则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日益显现出颓废和没落的迹象，最终陷入不可收拾之域。虽然如此，从总体上还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高峰时段基本上是儒教比较兴盛和发挥作用比较好的阶段；而儒教比较稳定的时段，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比较强盛的阶段。 第二，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必定是儒教发展的衰落时期，儒教发展的衰落时期也必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亦即乱世时期，往往是政治腐败、道德败坏、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一盘散沙、内忧外患、军阀割据、连年战争等诸多现象齐聚积重。在这种情况下，儒教一般很难发挥有效治理社会的功能与作用，因而受到各种思想信仰的冲击，乃至受到政治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玄学大盛，人们以尊崇儒教礼法为丑事。五代十国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征战屠杀此起彼伏，儒家的礼仪教化几乎是荡然无存。元朝时期，蒙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为不能有效吸收和同化于儒家文化，仍以游牧民族文化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案，所以才导致民族纠纷与社会矛盾等不能有效解决，最终短命而亡。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时期，人们竞以批判质疑和颠覆解构儒教为能事，结果是儒教一蹶不振，魂不附体。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发展的低谷时段，大多不能以儒教为治理方案，因而必然出现儒教的没落。 第三，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也未曾全盘整体地抛弃儒教。儒教在乱世时期并不是全盘崩溃，以至完全退出社会场域，没有了声息，而是在转化和创新，在积聚力量，由此导致其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够理想有效而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魏文帝曹丕曾诏封孔子后世子孙并派员祭祀孔庙；刘宋王朝曾专门设立儒、史、玄、文四科以研究和整理国故。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林立，战乱连年，官方创办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但民间私人兴办的儒家的精舍、书院却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导致宋明时期儒家书院和讲学风气的盛行。元朝统治虽然基本上不任儒术，但也多次颁布崇儒兴学的诏令以拉拢汉人，并祭祀孔子，称赞孔子为“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圣；后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明。”清末和民国时期，儒教持续衰落，但清末却仍以儒教为国本；而且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人还试图以基督教模式重组儒教，更有甚者，戴季陶等人更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看作是继承尧舜禹汤等圣人的道统的儒家之道。因此，即使是在乱世时期，儒教仍然是顽强地挺立着，并且尽力参与社会治理。 基本结论：儒教是盛世的最优治理方案。通过上述对中国发展的历史周期与儒教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儒教是盛世、治世而非衰世、乱世的最优治理方案和最佳文化选择。实际上，儒家自己也正是这样判断的，所以荀子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在乱世时期，尽管儒教的命运不如人意，但它却总是能积蓄力量，而后东山再起，并且入居成为后来盛世的主导价值信仰和思想体系。由此可以推测，儒教是处于中国历史发展周期中上升时期的当代中国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