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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精神：高尚的操守精神。这种精神一方面表现为个体的，属于个人修养与品格的范畴；另一方面也是群体的，表现为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操守的精神在逻辑上应有两种含义：一是操守行为本身作为人的一种要求，必须时时遵守，她表现为一种行为，一种品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二是操守的内容是什么，及为什么而进行的操守；针对第二种含义，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时代内容相契合并促进时代发展的、需要人们去坚持操守的内容存着与时俱进的问题，但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操守内容的时代性，并不影响操守品格对民族发展的积极作用。一种操守的品格、行为与敢于坚持的神圣与高尚，是不可以丢弃的。只有这样才凸现代人类的进步的程度，才体现人类的理性与文明。 论语中的内容有很多是关于人的操守的问题。大致来说，有丰富含义的“仁”是论语指出的操守的内容，当然这个“仁”有较多的历史痕迹，在今天，当时孔子的“仁”的含义也多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评说。笔者要表达的是论语中体现的、在操守行为和操守行为背后所闪现的操守的品格和操守精神的论述。 其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第二十二）指对诚信的操守。 其二：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厅，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第一）对周礼的操守。 其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公冶长》第七）对仁的操守。 其四：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论语·公冶长》第七）对理想的操守。 其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与·公治长》第二十五）对做人的操守。 其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十一) 其七：子曰：“富而不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第十二) 其八：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第十六) 其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九) 其十：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第九)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但孔子把对“仁”的理想的坚守看得比生命还宝贵，多么高尚且值得人敬佩啊！ 其十一：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己矣。” (《论语·子路》第二十二) 其十二：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第十六) 其十三：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第三十二) 其十四：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第二) 其十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论语·子罕》第十八) 其十六：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论语·子罕》第二十六) 其十七：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第二十八) 其十八：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论语·里仁》第九） ……………… 论语中讲述操守精神的话语非常之多。孔子在这一方面是率先垂范，做到了言行一致，以至他在某些时候对操守的坚持近乎迂腐。鲁定公八年，（公元前５０２年），季氏的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互相勾结，拘禁了在鲁国实际执政的季恒子。在此之前，阳虎曾出面拉拢孔子，劝他做官，并送蒸熟的小猪与孔子作为礼物。在他们发动叛变时，公山不狃又派人来请孔子参加，孔子一直采取回避和拒绝的态度，因为在孔子看来，他们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孔子所认同的周王朝的礼制的要求，是孔子所不赞成的，这是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坚守。孔子一生中,曾经有一段为官的经历。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公元前501年),被任命为中都宰，一年后升“司空”再升“司寇”。外交上，孔子成功的处理了齐鲁的“夹谷”之会，内政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史记》上有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平定了市场价格，在市民中推行礼治，社会秩序得到改善。《韩非子》中也说：“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的记载。面对鲁国的强大，齐景公是不愿见到的，于是用“色”引诱鲁定公，鲁定公及当时执政的季恒子果然中计，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孔子一贯主张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对这种背离君王之道的行为自然十分气愤，不因为个人的利益放弃理想，于是决定向鲁定公辞去职务，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的十四年。可以说，在孔子一生中，他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操守的精神，尽可能的言行一致。让我们看到了孔子的不仅是操守，还有他的执著、勇敢、高尚和可爱。以至在孔子病情严重时还发生了这件事：“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第十二）。多么有操守的孔子呀！即使在病情危在旦夕的时候，仍不忘对礼制的操守。 在我们的文化史中，高尚的操守的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耀眼的亮点。从柳下惠的“坐怀不乱”到孟子的“浩然之气”，从“廉者不饮盗泉之水”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学者朱自清的“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到革命者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等等，展现的都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风骨与神气。在今天，这种精神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这种精神铸就了我们民族的雄浑大气与高贵。操守精神的世俗化则可转化为对规则、法律的遵守，而这种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现代素养的重要标志。 第五种精神：对社会的责任精神。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人作为主客体关系互动中的主体一方，在其存在状态中之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在某种程度上，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的历史本身就是整个自然界历史中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脱离自然的制约，在人的属性中必然打上自然性的烙印。二是在本质属性上，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之所以是人的特质，正是这个特质使人明显区别于其他生命，同样人也必然受到社会性的制约和规定。三是精神性（文化性或思想性）的存在也是人的一种独特的特性。法国的思想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这样说：人不过是一杆会思想的芦苇。就人生命脆弱而言，人和芦苇是多么相似，许多偶然的情况就可以让人失去生命。但人的高贵就在于有思想、有文化、有理性。正是人可以不断地创造出丰富灿烂的文化、思想，才赋予了人这种生命最闪亮的灵魂。从另外一个角度，人类在其生存发展的历史中，要不断的处理基于上述三种存在方式之上的四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里需要的不仅是科学知识，还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与引导。二是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这个独特的组织形态，个体在关注自己利益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制于社会对个体的制约，不可能不顾及到社会整体利益与发展。人在依靠社会组织才可以生存的时候，也负着对社会不可回避的责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同样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回避不得的问题。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也明确指出：一个人的自由要以不损及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人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有一个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潜规则，即：一个人越是最大的追求自己的利益，越需要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否则自己的行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最终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好像个人和社会之间也有一个价值规律的问题，你对社会和他人创造的越多，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大。总之，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永恒面对的一个问题。四是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问题。所谓文化的创造、对宗教的信仰和敬畏等都与人自身心灵的关系有关，或者说是人在处理与自身心灵关系问题上的反映。上面的论述是为辅设一个前提，即《论语》中所体现的社会的责任精神，一方面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在文化创造中的反应（人本就有社会的属性，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是这种属性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处理人类这一永恒的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的智慧的问答。文化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其在何种问题上做出了怎样的思考或回答及这种思考和回答的质量与深度。请看论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其一：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七） 其二：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哀服而至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第二十一） 其三：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第五） 其四：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之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子罕》第十三） 其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第九） 其六：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恒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其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第十七） 其七：子露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 （《论语·宪问》第三十八） 其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第二十） 其九：仁者先发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第二十二） 其十：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隗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第二十三） 其十一：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月有成”（《论语·子路》第十） 其十二：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第六） 其十三：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何将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第七） ……………… 《论语》中所体现的这种对社会的责任精神，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命运的，在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早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初期，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中有“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中国文化的对社会责任精神的一种表现。展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的画卷，“周公吐脯，天下归心”是这种精神，“舍我其谁”也是这种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这种精神，“击楫中流”也是这种精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这种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这种精神，“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是这种精神，“天下为公”是这种精神，“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这种精神，“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这种精神，现任总理温家宝总理在“非典”面前，挺身而出，率先士卒，体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值得提出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不仅是重要的，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公民起码的素养，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没有责任的人是极其危险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极容易跌进无耻与罪恶的泥潭。但同时又应看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个体成员的幸福与发展，这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的价值判定，切不可以用未加论证的所谓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利益，来成为剥夺民众利益的借口。如何在社会责任与公民的个体利益之间保持和谐统一，对于执政者而言，是一项极其重要、且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社会责任本身也急需理性科学的指导，避免出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残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精神不过是《论语》一书的抽象、概括、总结、升华的结果，这五种精神也不是孤立的，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谓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而民族发展的实现，离不开主体真诚的反思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大气，离不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社会责任精神，而高尚的操守精神，则构成了我们民族的骨气与风格。鉴于《论语》一书的内容的丰富与复杂，一方面上述精神不能涵盖《论语》所体现精神的全部，且《论语》中也并非对上述精神做到了完全的一以贯之，这是笔者的交待。比如，我们在看到孔子在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精神时，也要看到一个喜欢明月清风，与风月共舞的孔子。在《论语·先进》第二十中记述了一个“曾点气象”的典故，很可以说明孔子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的精神不一样的另一种人生。有一天，“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说：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比你们大，就不好意思和我说真话。我问你们，你们平常抱怨没有人赏识你们，但如果有人要用你们，你们会怎么办呢？子路急于回答说：在一个千乘的大国，有内忧外患，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我让百姓人人有道义，个个有勇气。孔子对他笑了笑。冉有回答说：方圆不过百里的小国，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可以做到让百姓丰衣足食。孔子又对公西华说：你会怎么样呢？公西华很谦虚，说：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很有本事了，但很愿意学习礼仪，做一个成功的司仪。到了曾晳说话了，当时他正弹着琴，这时正好琴声接近尾声，站起来说自己的理想与他们有所不同。孔子宽慰他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晳便说：我喜欢在暮春的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在身上，约上五六个成人，还有六七个小孩，可以在沂水边赏春，可以在河边的舞雩的台上吹风，然后唱者歌回来。孔子听了很感慨，很有感触地说：“吾与点也。”这里的孔子就颇有道家风气，与我们知道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孔子是不一样的。举证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这也在情理之中，本文选取的角度，不过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已。不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抛开具体的语言、结论或内容，而从精神层面去抽象把握，总结、概括、升华出有长久价值的精神内核，不失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的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且这种精神是一种活的东西，在不同的时代，体现这种精神的具体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从而避免了具体时代的限制，使这种精神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使我们民族的与时俱进的理想就有了生生不息的源泉。现代的新儒家学者们，一直在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问题，试图找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其实，历史上的哲人们，囿于特定时代的限制，不可能在具体的结论上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只要我们有了勃勃生机的民族精神，及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下的大胆的改革、创造、学习，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做到引领风骚，傲然于世界民族之林。那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迷障于种种狭隘之中不能自拔的做法本身，就是缺少生机的体现。 本文的目的，不仅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总结、概括出论语的几种精神，以期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及如何滋养我们的民族精神的重大历史课题上有所裨益。且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课题上顺便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具体的内容上固然已有相当多的东西失去了实际的价值，但传统文化中所闪现的一种民族的精神，或许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好好的继承和发扬。一个没有精神、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当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爱护的态度，并不影响我们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胸襟与大气，勇敢的借鉴、学习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价值尺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实用和精神两个层面，实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目的。只要我们可以真正做到这些，中华民族的明天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对未来完全有理由充满信心！（作者：郭继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