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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對穩不對變。 穩是定數，變是變數。定數，可預期，也可評估，只是人生除定數外，尚有變數。變數是無法預知的，不可預料的。一個善算的人，他的最大的能耐，不在對已知定數的計算，而在從定數中算出不可知的變數，從而對變數的可掌握力度的大小。 古人也是知道定數與變數的，只是，即使如老子，也把定數看得太大，而把變數看得太小。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占蔔問卦的傳統，且著書甚多，其中以《連山》、《歸藏》、《周易》三書最是有名，《連山》、《歸藏》今雖已不可見，《周易》亦存在多個版本，但其技藝究其根本是建立在定數之上的。古今易學家們普遍認爲，事物的發展是自有定數的，其生長、發展、方向、死亡等俱可歸納爲定數之列。而從此的多個方面，即可組成一個完整的定數體系。善算者通過該體系，即能最大限度的推算出“將來之時”，即卜、卦。如果說“死”是最大的定數，那麽，“生”就是最大的變數了。我們常說要“置于死地而後生”，就是希望結束定數，化死爲生，化定爲變，智笮碌母窬殖霈F，從而改變命數。 一個王朝的結束，爲定，另一個王朝的新生，爲變；一個君主的統治結束，爲定，另一個君主的統治開始，爲變。由生及死，由死及生，定變交替，循環不息，是謂之天理，是謂之道。惜乎，世間之人只問定數，而忘變數之說，即使如老子，亦過度迷信于定數，甚至妄圖一再去抹殺變數。 《老子》提出，對于被統治的民校仨殞嵭杏廾裾撸麄儗ξ镔|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從而失去“有爲”的社會條件，從而達到“無知無欲”。即“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老子》三章） 老子欲強以有爲消滅有爲，欲強行無爲之治，卻忘乎生死轉換的道理，豈知“道”既生一，一既生二，其數已定，其時未到，哪裏有強行人爲地以二滅一，以一還道的道理？對道而言，一切皆爲定數，一切又皆爲變數，兩者互爲轉換，互爲變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強爲“無爲”而有爲，只能是落了下乘，說不好聽，就是逆天違道。老子所希望的，回到黃帝統治時的簡單原始社會，只能是爲奢想。要知聖人之治，系不得不爲，而非可選擇之。而愚民政策，固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極之有效的成果，但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前進發展追求的喪失，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極端缺乏，而貪汙腐敗也必然隨愚民政策的執行，變的肆無忌憚。所以每一個封建王朝無論過去曾多麽強大，數代之後亦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其中與愚民政策的執行不可謂並無關系。 無爲，是定數；有爲，是變數。但是，沒有永遠的定數，也沒有永遠的變數。新官上任三把火，概因新到，一切變化混亂中，必然需要行有爲之道：現實狀況、優勢、劣勢、長足之處、不足之處、方向、目標、計劃、人事等多方面，都必須重新予以確認。對上，是溝通；對下，是穩定。而當一切穩定之後，並不表示著以後就可以一直安然“無爲”。定數中往往隱藏著變數，遇到特別情況，必然就須以“有爲”的姿態，活躍于上下左右。 “治”之一字，在乎順其自然。無爲而無不爲。 六 無爲與有爲，兩者不是必然矛盾的。 我們學習無爲而治，不能因爲字面上，有著無爲，就要想當然的以爲只能行無爲之策。道家提倡“清靜無爲”的思想，並不是因爲“清靜無爲”的本身，而是因爲我們要效法道。要學會道家思想的精髓，就必須知道，道家思想者其實是因果論主義者。 因，是由己及人；果，是前方的目標。無爲，只是道家的一種手段，一種姿態。真正的目的是在前方的果。已故的鄧小平先生，他智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步開放沿海、沿江大中小城市，深化國企改革，逐步由計劃經濟轉變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國策略，和香港、澳門、及台灣將實行“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無不令人深所敬佩。今天，香港及澳門都已經成功實現“一國兩制”，回歸祖國。但我們回顧過去，仍然每每爲鄧小平先生深遠智慧，感到驚服。鄧小平先生，是個典型的因果論主義者。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則，認爲只要是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就是我們可以大膽創新嘗試的，因爲“無論是黑貓白貓，只要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成功使中國經濟騰飛發展，每年以超過8%的增長速度發展，國力不斷攀升，而“一國兩制”，也正是基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直對因果的偉大成果。 但是，看到優點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國家之中仍然存在有重視形式，不顧實際，忽然因果的弊端。如大型國企的壟斷問題。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公有制經濟在國家中須占主體地位，這一點毋用置疑，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是，這些占主體地位，甚至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其經營及銷售的暴利方式，是建立在對人民大薪鮿兿鞯幕A上的。例如一部普通的家用固定電話機，在市場上銷售整體價格爲50元左右，而在電信專賣點，其價格竟可番了數番，變成100多元，甚至數百元之多。而在之前，一份調查也表明，中國的上網費用價格高昂，高居于世界前幾位。而諸如話費居高不下，收費項目琳琅滿目等等，無不都在告訴我們，它們在“宰”我們民校∴囆∑较壬f，“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作爲公有制企業不存在對工人的剩余價值剝削，但就表示著它們可以對當家作主的人民進行“品牌”剝削麽？如此這般，養肥國有企業，餓瘦當家人民！何以體現人民民主專政？何以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又何以體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呢？ 只看到一面，而忽視另一面，只看到一點，而忽略其它，甚或只執著于形式主義，看不到根本，都必然失之偏左。所以無論是儒家的“綱常”，抑或法家的“法權”，還是墨家的“兼愛“，它們過于重視過程，而忽視因果的本質，已經決定了它們的失敗。故，專于儒，則君子結黨，朋輩相連，而能者居下，腐落、衰弱，指日可待；專于法，輕則，不能善人，重則，不能存己，國家亦如是；專于墨，大則，國將不國，小則，地方割據。此皆可謂舍本逐末也。社會緊戒之，企業緊戒之，個人亦須緊戒之。 無爲，還是有爲，都只是相對的，目的是“治”，“無爲而無不爲”。所以，我們要客觀的看待事物，抓住其中的因果，把握好時機，以無爲，或有爲行之。 何爲因？即是自己的事，和自己周圍別人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