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门诗教，论者众矣。余尝观于《论语》而知其重要，观于《左传》而益知其所以重要之由。今请就二经而推明之。 《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诗》、《书》也；“行”者，礼也；“忠、信”则礼之本，《记》所谓“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者也。“文”中虽包《诗》、《书》，而《诗》为尤急。观《论语》记弟子问难多矣，其以《书》为问者，仅子张问“高宗谅阴”一事。盖古文艰奥，读者宜希。试观孔子偶为弟子道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以及武王施政大端，其弟子便笔而识之，缀于《论语》之末。使皆通习，何待笔存？而《诗》则不大侔矣。何也？《诗》主讽诵，原不专以竹帛为限，又非必悉待训解而后知。孔子有言：“小子何莫学乎诗？”斯语也，固见孔子溥遍提倡，初无中人上下之分。而“何莫”二字，更见孔子但居倡导之地。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故敷陈其端，引而不发，以促其自学，则有之耳。定非若今学校之排定课业、刻期讲授也。《论语》又记陈亢问伯鱼有无异闻。伯鱼对曰：“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斯既见孔门通习，惟斯二者；又可见《诗》之为经，本可自习，玩“退而学《诗》”之语而可知也。 若问“不学《诗》无以言”之语当作何解？此则朱子曾注之矣：“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吾谓朱子所云，是乃能言之本，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孔子尝恶巧言，尝恶佞者，知其所谓“言”自非如簧如流之谓。然必谓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然后能言，则又是据德依仁之事，而不可尽责之于《诗》。窃谓孔子斯语仍当于言语本身求之。盖《诗》者，孔子所雅言也。“雅言”云者，郑玄谓“读先王典法，必正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清刘台拱谓“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须案古者于《诗》皆曰“诵”、曰“咏”，则正音之事，重要可想。岂有读音不正而发言近雅者乎？不宁唯是。《论语》又记孔子诏伯鱼之语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乃周王业所起，《诗》之正《风》，弦歌莫先焉。其合乐也，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在参与者固不容不知。其或不歌而诵，微言相感，要亦宴会之常。我不知诗，则不能赋诗；其音不正，则赋诗而人不喻。又因己不知诗，则他人赋诗，己亦不喻，则于交际为有缺憾；岂惟有憾，窘莫甚焉。《颜氏家训》<勉学>篇，所谓“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即孔子所谓“正墙面而立”之实写矣。如是应对之际，岂足厕于士君子之林？故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君子”，犹后世所谓绅士。聘问交接之间，威仪言辞，居极重要之地位。虽至交友，亦复如是。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此所谓“文”，即《诗》是矣。会集朋友，称《诗》见意，此其所以为“君子”之行。其父曾皙，因孔子问其所志，固已自道莫春会友之乐，而终之以“咏而归”矣。曾子学礼最深，尤重威仪文辞之事。虽至病而在床，而其对孟敬子之言，犹殷殷以君子所贵三事相语。叩其内容，则动容貌斯远暴慢一也，正颜色斯近信二也，出辞气斯远鄙倍三也。此三事乃当时贵族在容止方面之必要条件。无之则召藐，有之则生畏。曾子以孟孙为鲁卿，故将死而切言之，即孔子所谓“临之以庄则敬”者也。就中“出辞气”之何以能不“鄙倍”，则非学《诗》能为“雅言”，莫由致此。一般读书人每将曾子口中之“君子”滑过，而不知其乃正针对孟孙而发也。故在春秋之季，诗教为贵族及求仕者必习之科，此中极富阶级意味。 孔子于《诗》既重读音，即以同一理由而有正乐之事。《论语》：“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诗》皆入乐，故正乐即以编《诗》。世传孔子删《诗》，实乃不考之言。《论语》又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斯言也，一可见当时之《诗》原存三百，一可见孔子皆许其无邪，故孔子未尝删。世儒徒见孔子曾言“放郑声，……郑声淫。”因疑其与“无邪”之语有所触碍。不知“淫”与“邪”不同。“淫”者指乐音而言，“邪”则指诗意而言。《郑风》虽存溱、洧之诗，要亦谣俗之常，自孔子观之而非“邪”也。所不取者，乃在其声之“淫”，淫则与雅乐相乱。《左传》所谓“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者也。如谓“淫”为媟渎之事，则《桑中》之诗，明有淫行，孔子何以不云“鄘声淫”乎？是知孔门诗教，用之应对为最急，而雅言与正乐二者又复相为表里。《论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此由子游本在文学之科，又当孔子正乐之后，故能以弦歌行其诗教也。又记“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窃谓此所歌之诗篇，必孺悲所曾习之者。孔子此举，不唯使知无疾而已，又必使之闻歌而知其取义所在，然后教诲之皆因乐而传。孺悲曾学士丧礼于孔子，故知孺悲必能解孔子之歌诗也。 至于孔子之于弟子，何为而必置重诗教如是？是当明白当时之背景。盖春秋者，一国际相竞之局也，而鲁又其弱小者也。弱小之国，政事为先，辞令亦切。孔门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四科，此四者皆具有绝大之实际性。“文学”所包，诗教为大，他三事亦皆为诗教之一环。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谓“观”者，政事上事，盖能观列国之政治而知其得失，则可授之以政而能达矣。今之政治学，有专门著述；古人论政，惟资训典，而《诗》固王迹之所存也。所谓“兴”，所谓“群”与“怨”，则德行上事。“温柔敦厚”，“发情止义”，是成教之大者。至于“使于四方”云云，斯又与“言语”相通。如会稽章氏说：诗教在战国，即为纵横之家，相需之切，不难想见。此义章氏已备言之，不复缕缕。鲁既为弱小之邦，德行政事，固不容忽。而言语尤以讲求为急。观于郑国为命，乃至需裨谌、世叔、子羽、子产四人之力。子羽仕郑，本为行人。传称“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故为命必参加焉。郑尚辞命，鲁亦宜然。孔子非为弟子言之，为鲁国言之也。《左传》襄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士庄伯诘难多端，子产侃侃不穷，至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孔子之赞子产，非为史家言之，为鲁国言之也。又襄二十七年向戌弭兵之会，诸侯之使皆斌斌有礼。“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注家或不得孔子之意。愚谓仲尼观世，既重文辞，则于此会或亦有取乎尔也。吾观春秋士大夫，每有宴集，其间称引诗句，殆已习之若流，不啻若自其口出矣。而引《书》则相形见少，此必当时诵《诗》者多之故。因知孔门未设教前，诗教之入人心耳，已成一般现象。既成一般现象，即为士夫应对所必需。况鲁之立国，交邻为急，称诗一语，胜于徒说千万。此皆先民“法语之言”，当之者谁不折服乎？而引《诗》而外，又有赋《诗》之事。赋《诗》有二：一为自赋。如闵二年书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为高克赋《涛人》，此乃记二《诗》所自始者也。一为赋昔人之《诗》以见意者。此在襄公之世，为者最多，可谓一时风气所在。赋者断章取义以施诸人，受施者亦必断章以为答赋。脱非所安，又须有辞。设竟不知，直同笑柄。如左襄八年，士丐聘鲁，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此即武子解士丐赋诗之意，而谓有所不敢承也。继则武子答赋《角弓》，又赋《彤弓》，士丐亦援城濮受弓于王之故事以为对。又襄十六年叔孙豹如晋，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即曰“偃知罪矣”。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即以援鲁自任。此等可见当时赋《诗》，矢口而发，其为用几无异于代言，而又不伤于直致。《春秋》所称“微而婉”者，窃于赋《诗》乎见之。其或未尝学问，不解所谓，有类伧荒者，史亦往往摭存其事。如襄二十八年齐庆封奔鲁，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赋《茅鸱》，亦不知。夫当春秋赋《诗》高潮方盛之时，有此笑柄，真有彼何人斯之叹矣。鲁弱小之国，幸为诗礼旧邦，讲求尚易。孔子既许郑国之有文辞，而又曰“不学《诗》无以言”，岂惟鄙倍是远，实乃交邻所资。然若不观《左氏》所存诸例，则又岂能深知学《诗》之真可代言，有足为折冲樽俎之助者乎？ 赋《诗》高潮既在襄公之世，是乃孔子童年时代有此背景，则其重诗教也固宜。迨昭十八年，《左氏》始书“原伯鲁不说学”事。伯鲁周人而乃有此，则他国为可知。是故春秋襄、昭之世，实为诗教绝续之交。襄公之时，能赋《诗》及答赋者，惟晋、郑、鲁、卫二三世卿耳。昭公之世，老成既逝，新贵族又或多起微贱，不闲典籍，故能者颇稀。即有能者，而坐多庆封，则亦宁以不赋为是。故昭公之世，引《诗》、赋《诗》遂皆绝少。定公更少，至哀公直不见一例。仅哀二十一年记齐人之歌曰：“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斯又其时轻儒之征也。特诗教终为儒家本务，故孟子犹善说《诗》；荀卿著书，于《诗》亦动有称引。战国诸子，斯为仅见。若乃国际相与，但凭辞说，更无赋《诗》之事。魏文侯贤者，犹且厌闻古乐，则下焉者可知。礼坏乐崩，《诗》亦无用。昔也《诗》为贵族子弟所共习，朝聘宴享，《诗》以代言；今也布衣可取卿相，储能之事，但在揣摩形势而已。况乎骚、赋代兴，四言诗直无创作之事，夫唯不诵，是以不习为。其间纵有谲谏，亦以隐语或辞赋代之。《国策》载温人之周，自谓非客。有诘之者，则曰：“臣少而诵《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综览《国策》全书，亦仅见此温人曾诵《诗》耳。余以古诗流而为赋，在文学史上要为一大变动。而孔门之置重诗教，其文学一科，几于诗外无事，在当时已伏“崇极而圯”之机。其间设教之由，自应有其时代需要。孔子重视实用之学，凡其所教，多切人事，比勘之功，所不容忽。故援《论语》为经，以《左氏传》所存事例为纬，为综合之论究如右。甚冀海内治文学史者，能本所见以益所闻，则幸甚！ 引 自：《国文月刊》第六十九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