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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至于陈子昂，据姚铉《唐文粹》谓“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其感遇诗三十八首，乃言志之作，而最后一首，则始于“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之句，以自见其志之所归。后之杜甫，则大家公认是诗圣，以儒者之性情为诗。他明知“纨绔不饥死，儒冠多误身”，而自称为“乾坤一腐儒”；他为诗“但觉高歌泣鬼神，知焉饿死填沟壑”，而志在学孔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韩愈之散文，起八代之衰，他著《原道》，以辟佛老，而发扬孔子之道。陶渊明、陈子昂与李、杜、不同于孟、荀、董仲舒以哲学经学承孔子，又不同于司马迁之以史学承孔子，亦不同于刘勰之以文学理论承孔子。陶、杜是直接有契于孔子之人格中之淳厚的心情，而承孔子。陈子昂、李白是有契于孔子正风雅之心意，而承孔子。韩愈之辟佛老，其义理境界并不高。但他特有感于当时天下之僧尼道士之众，无所事事而衣食，使天下民穷财尽，遂敢于在上上下下皆信佛之时代，直谏宪宗之迎佛骨，以至贬谪蛮荒之地。其与孟尚书之书谓其辟佛，“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则是用“孔子之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承先启后”的精神，而更以传孔子之道自任。我们可以说，在魏晋至隋唐之儒家的哲学家、经学家，并不能大发扬孔子之道。然而这些文学家，却对孔子之人格精神，有一深透的直觉，而以其文章表示其对孔子之怀念与崇敬，以维持孔子在此时期之中国历史文化中之的地位。 五、宋明儒者之民间兴起，以匡扶世运，及孔子之至圣先师地位之确定 由隋唐历五代，而有宋明儒学之复兴。但此宋明儒学之复兴，并非只由宋之太祖太宗之有若干尊崇儒学的政治措施。此宋代学之兴起，当如《宋元学案》之说，始于在野讲学之孙明复、石介、胡安定三先生。此三先生生年略后于孔子一千五百年，皆初无政治下之高位，只是民间讲学之攻苦食淡之学者。后来之范仲淹、欧阳修，虽由田舍郎而为庙堂之宰相，于奖励儒学之人才有功。但大家要知道，在北宋初年政治上居高位之名臣，大多信佛。如杨亿、吕夷简、富弼、韩琦等，皆信佛。欧阳修作《本论》，亦说“释势盛，自难与之力争，唯当自先明吾理。吾理既立，则不必与彼争”云云。此后才有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等之发愤阐明儒学。周濂溪，乃一山林隐逸之士，名不闻于当时。朱子《濂溪先生像赞》，乃始推尊之为“道丧千载”后之一“先觉”，而被称为宋明理学之宗师。张横渠于其《正蒙乾称》篇下，尝谓“千五百年之学，出于佛氏之门下……自非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得失?”《二程遗书》二上尝记明道言：“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它。然据今日次第，便是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又记明道嗣慨叹“今日则人道废……天壤可谓孤立”。可见程明道当时心情。后程伊川为《程明道墓表》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此非故意夸大明道之地位。此只因伊川慨叹于当时言佛者“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明道行状)；又慨叹于“圣人之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圣人之学不传，则千载无真儒”之故。此皆足证当时张程等，复兴儒学之事之吃力。亦足见他们之复兴儒学，皆同是举世不为而为之豪杰之行。横渠只在关中讲学，二程虽列身朝廷，但为王安石所排。后之朱子承周张二程之学，亦被韩托胄斥为伪学。程朱皆是在政治上不见用，而初只有少数学生相从之儒者；只由师弟代代相传，历元至明，而朱元璋乃以朱子之书考试。然以朱子之书考试，则朱学成利禄之门，非朱子之幸。故明代之儒学有生命、有朝气者，乃是近陆学之陈白沙、王阳明之一流。陈白沙之师吴康斋，则正同宋初之三先生，只为一民间之攻苦食淡之学者。陈白沙初学于康斋之门，亦要与康斋同下田，至刈禾伤手。王阳明早年之师娄谅，亦出于康斋之门。王阳明虽后为大官，但其悟良知之义，则在其初贬谪龙场，死生呼吸之际。宋儒之传至文天祥，明儒至顾宪成、高攀龙、刘蕺山、方以智、黄道周、张煌言等，则皆以气节殉难。故此宋明儒学之得成为数百年之学术文化之主流，要皆由儒者之困厄奋斗中得来，宋明之皇帝多崇信道教，大官则信佛者多。此宋明儒学之得其地位，乃要在于民间及社会讲学，逐渐蔚成风气。此皆有史可考。至宋明儒学家心中之孔子，则非汉人之素王，亦非何晏、王弼、郭象心中之体无之圣人，更非佛教徒心中之菩萨化身，亦不同陶渊明、李、杜心目中之孔子。宋明儒者心目中之孔子，乃一真正从事教人希贤而希圣的至圣先师。而孔子之为至圣先师之历史地位，亦由宋明儒者加以确立，而后明清之帝王，亦随之而不再以文宣王封孔子，而只以至圣先师封孔子。至于在宋明之亡之殉难的节义之士，如文天祥、东林之士等心目中，则孔子更是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至圣先师。 自宋至明之推尊孔子，而以之为至圣先师，乃重孔子之设教。此与秦汉儒者之推尊孔子，而反抗秦之暴政，以孔子乃作春秋，为汉制法之素王，固然不同；亦与汉代纬书与一般儒者心目中，以孔子为天降之圣，一般人所不能学者不同。宋明儒者虽尊崇孔子，然以孔子之圣德，乃学者所可学。如周濂溪之说“土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二程亦深信“圣人可学而至”。孔子之圣，对学者只是师。学者之学，亦可与师相等。故学者皆可为圣人，而同于孔子。此亦即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意思。此理由何在?乃在宋明儒者大都看一切学者或一切人，皆与孔子同此心、此性、此理。故由宋初三先生复兴儒学，历五百年，而距今亦为五百年之王阳明，更由人人之当下现成之良知，以指出常人与圣人，同此心，同此性。人人有此良知、此心性，即人人有成孔子的可能。而人人心中，亦都可说：原有个圣人，原潜藏一可能的孔子。故王阳明的诗有“个个人心有仲尼”之句。此王阳明之说“个个人心有仲尼”，一方是明确的指出一个人之良知心性，与孔子之良知心性，平等尊贵。一方亦即将孔子的地位，置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不必去想孔子是天生的圣人，或古代的圣人。孔子即在个人之良知心性之中。人一念反省，便见孔子在此。由此而有晚明为王学者之豪杰气概，狂者风度。最后即转成东林之士刘蕺山等，铁肩担道义，而大雄无畏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 六、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之地位，及清末以来之贬抑孔子地位之说之衍成，与其说之谬误 至于在清代，则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与宋明又不相同。清代学者，因有鉴于宋明儒或空谈心性，而不好学之弊，遂重经史之考证之学，而倾向在以汉代之经师为法。孔子本尝自述他是好古敏求，则我们学孔子亦当好古敏求，而重经史之文献上之考证之学。此亦即所以承继孔子之好古敏求的精神。此是总括的说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的地位。 今如稍分别说，则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亦有其前所未有的地位。首先我们可说就历代帝王之好学者而论，则清初之康熙、雍正至乾隆诸帝，很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好学者，亦较能推尊孔子之教于佛道之教之上者。康熙本来极好天主教土传来之西方科学，但为了罗马教廷之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之拜祖先与孔子，则断然对天主教加以驱逐，亦值得欣赏。此清初诸帝皆以孔子为先师，而为其学生。这亦使孔子之地位提高。但是清帝是满族，其统治汉族，即不愿汉族人讲民族大义，因而屡兴文字狱，以摧残学术。雍正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曾静承其师吕留良而来之“夷夏之辨”。雍正乃只本孔子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文化观点说；而将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民族立场，加以淹没。雍正自集政统、教统之大权于一身。其权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而以其“势与理”’箝天下人之口。此却使中国历代儒学之传，受一大冤屈，使中国知识分子不敢仰首伸眉，论列真正的“理”之是非。而学术界之乾嘉诸老，遂只能埋首于文献之研究，以从事于朴学。孔子之道被视为在客观外在的文献中，学者只有终身求之，而不敢以此道自任；更不敢如宋明学者之自信圣人为人人可学，孔子人人可学，“个个人心有仲尼”了。又因孔子之道在客观外在的文献中，而孔子只是二千年前之一远古之圣人。文献之研究未完，则孔子之道可望而不可即，孔子亦可望而不可即，其地位只在遥远的古代，亦如只在遥远的天边了。 在清中叶以后，洪杨之乱起，洪杨之要推翻满清，正本于汉族之民族意识。但洪杨不能承继中国之传统的文化意识，而以一变念的基督教思想，反对中国之传统文化。洪杨借上帝之名，鞭挞孔子，以六经为妖书，而与孔庙，一齐加以焚毁。此时乃有承继中国儒家精神之曾国藩、罗泽南等之在民间练兵，讨伐洪杨。大家知道：曾国藩在讨伐洪杨之檄文中，并未提到效忠清室，只说洪杨之乱，“举中国人伦，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又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无论后人对曾国藩等如何批评，他们之决心在民间练兵，讨伐洪杨，初断然出于一保卫孔子所传之中国伦理文教之文化意识，而自民间奋起，以担当世运的精神。而孔子在此精神中，所居的地位，即大不同于在其前之清代之从事经史考证之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此“痛哭于九泉之下”的孔子，亦是活在曾国藩等之心中的孔子。只有此孔子，才能感动一切读书识字之人，使其共同参加讨伐洪杨之大业。 在乾嘉时有章学诚治史学，以中国古代之学，集大成者为周公。周公为先圣，孔子只传先生之政典之六艺，以教学者，而只为先师。但其书未行于其世。在道咸以后，经学由古文学转到今文学。今文学家重经世致用，其心目中的孔子，即是一建制立法者。公羊家之学，发展至晚清廖平、康有为诸先生，皆重孔子之政治思想之开未来世之一面。孙中山先生亦重孔子《礼运·大同篇》中“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章太炎在清末，则以孔子（作者：唐君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