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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浮嚣之因 制度方面，内地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大学里的国学班国学院虽办得热闹，国学却迄今仍不被教育主管官署视为一正式学门。儒学同样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做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便一古脑儿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位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馐而贵螺蛤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地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宏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或设法建立新的全球儒商关系，其意略同。这些地方的官与商，都艳称儒学，但据我亲身体会，大抵对儒学是既不懂也缺乏敬意的。他们办的典礼、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常皆无什么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无非搞活动以吸引人潮与钱潮罢了。儒商问题，本来在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作者：龚鹏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