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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上述态度显然是对全盘反传统思潮的一种批评，但是毫无疑问，他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以西方文化嫁接的土壤和条件的意思，实为五四全盘反传统中相当一部分人所具有。而这种思想意识似乎也正是胡适早年思想的延续。胡适在其名著《先秦名学史》中写道，当前的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方，遂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境界之中。无疑，中国要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处境，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要的是经济、实业的重整与振兴。但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挑战的时候决不会感到自在。因此在胡适看来，中国当前的问题固然在于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达，但又必须同时考虑到中国人心理严重失衡的问题，即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欲达此目的，胡适认为，首要的在于弄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及其内在的可通融性。他指出，人类文化就本质而言，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换言之，任何一种文化不论其形式如何，其起初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出发点上都是基本相似的，所面对的问题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也是极为相似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才开始出现差异，才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中西文化才需要交流，需要沟通。然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现在的欧美文化较中国文化远为先进，但也不是可以盲目引进的，而必须使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真正联结起来，而不发生排异反应。为此，首要的问题是寻求彼此双方可以沟通、联结的基础或契机。也就是说，必须在中国大地上寻求出一块可以嫁接欧美文化的土壤，并在这两种不同文化内在调和的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已的新的文化体系。 不过，胡适的研究结果是，中国文化如欲与西方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必须排除宋明理学的阶段，并基本排除了儒学复兴的可能性。相反，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必须有待于非儒学派的复兴。因为只有在这些非儒学派中才能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看，现代西方文化最主要的贡献差不多都能从中国古代那些非儒学派的思想里找到遥远而高度发展的先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虽然与胡适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基本相同，他们都是为了寻求中国文化能够接受移植的土壤。然而二人所找到的基础则显然不一样。徐复观认为，中国悠久的思想传统早已具有西方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的内涵，正是这些内涵足以成为嫁接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完成这一使命首先必须努力还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因为顺着孔孟的真精神追下来，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只是在专制政治成立之后，这种精神受到了压抑。在西汉的专制下，大思想家如贾谊、董仲舒，都是反对专制，反对家天下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政治思想都是要求民主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徐复观竭力要把中国文化传统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显豁疏导出来，这便是他所期望的为往圣继绝学；然后用这部分精神来支持中国现代的民主政治，这在徐复观看来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在徐复观大量的思想史研究著作中，他着力探讨的基本上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民主因素和他视为进步的思想因素。正如他在谈到钱穆的史学与其史学的区别时所说的那样，"我和钱先生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所发掘的是两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以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由此可见，新儒家的学者虽然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但他们从中国数千年历史传统中所寻求的价值却主要是以他们个人的直接感受为原则，因而他们所论说的中国传统似乎并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相。 通过对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重新体认，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民主政治，这似乎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污点。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中，则不乏民主的思想或者说是思想因素。从这点出发，徐复观对孔子的民无信不立进行了重新诠释，对孟子的一些民治原则也作了一些颇具新意的重新解释。基于这些解释，他认为，如果将儒家的内在道德落实到政治层面上，尽管儒家的政治思想有其纯粹的精致的理论，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儒家所祖述的思想，从政治这一方面看，总是站在统治者的地位为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以谋求解决政治问题。这样使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争的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明显的对照。因之中国政治的主体性始终建立不起来，中国政治思想也就始终没有从民本走向民主。按照这种思想继续推论，中国政治的未来当然是应该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弥补儒家的重礼治而不重法治的思想传统的结论。 然而，遗憾的是，徐复观基于新儒家思想的局限，特别是基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不断出现的事实，又深刻地感觉到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有其合理性和有用性，但是实际上很难解决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个人与全体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爆发相当严重的危机。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徐复观又感到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素来强调的德治政治似乎可以为解决西方政治制度危机提供一条很好的思路和办法。他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演进》中说，如果采用西方近代权力竞争的政治观点，而不承认各个体的基本权力的限制，这种把中西坏的方面揉合在一起的政治，有如中国现代的政治，这便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政治。比如近代法的基本观念，本是规定相互关系，以限制统治、保障人民的。而在这种政治下，则变为压抑人民、放肆统治的工具。所以等于无法，更何有于礼让。据此可知民国以来的政治，既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在替我们负责，也不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替我们负责，而是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政治路线在作祟。他强调说，我们今日只有放胆的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而把儒家的政治理想重新倒转过来，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来作一番新的体认。首先把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人民能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不德，人民由统治者中的"民本"一转而为自己站起来的民主。知识分子一变向朝廷钻出路、向君王上奏书的可怜心理，转而向社会大众找出路、向社会大众明是非的气概。对于现实政治人物的衡断，再不应当着眼于个人的才能，而应首先着眼于他对建立真正的政治主体，即对民所研发挥的作用。所以今后的政治，先要有合理的争，才归于合理的不争。先要有个体的独立，再归于超个体的共立。先要有基本权力观念的限定，再归于超权力的礼的陶冶。总之，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统治者为起点的迎接到下面来，变为以被统治者为起点，并补进中国历史中所略去的个体之自觉的阶段。这样，民主政治则可因儒家思想的复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也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这不仅可以斩断现实政治上许多不必要的葛藤，且可在反极权主义的斗争中为中国为人类的政治前途开一新的运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