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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前文所说道、墨、法之流，皆后孔子而次第兴起。故孔子不特为孟子、荀子所推尊，即墨子非儒，亦说孔子之言，自有其“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篇》)。墨子只非儒家之礼乐，故责孔子之“盛容修饰”、“强歌鼓舞”。但墨子称诗书，尚仁义，明承孔子之教而来。故《淮南子要略》谓墨子乃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在道家之徒，如庄子之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自不以孔子所言之仁义礼乐自足。然他对孔子之人格德行之境界，则亦多推崇。如就《庄子》内篇而言，则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对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等之人格、德行之境界，皆倍加称道。庄子之学与颜回之学，明有相契应之处。唯在《庄子》外篇如《盗跖》、《渔父》等，乃多贬抑孔子之语。然此诸篇，昔人皆已谓其非庄子所著。而外篇中如《秋水》、《寓言》、《达生》、《田子方》等数篇，亦皆有尊崇孔子之语。至于在后之法家，如韩非，则其论政尚刑罚，固更显然异于儒者为政之重德化者。但韩非子于其《外储说》中，亦数次说到孔子亦不去刑之事。此固意在借孔子以自重。但亦同时证明在韩非子心目中，对孔子尚存敬意。《韩非子·五蠹篇》，谓“仲尼，天下圣人也，……鲁哀公，下主也，……而仲尼反为臣”。其意原是在证明仲尼之仁义，不敌鲁哀公之势，而成其贵权势之论。但其贬哀公为下主，称仲尼为圣人，亦正见其深心，未尝不尊崇孔子。要之，孔子后之道、法、墨诸家，以及其余先秦诸子之思想，自与孔子有所异。然对孔子之言行，则皆各有所称述。孔子在先秦之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亦即先由此时人之共同称述其言行而奠立。固非只由儒家之徒之推崇而建立，更非由当时之周王，与时君世主之推崇而建立也。 三、晚周、秦、汉之儒学，汉代之纬学、史学，与孔子地位之进一步的形成 由孔子之弟子施教四方，孔子为当时人所共推尊，故由晚周至秦，而宗孔子之学者，仍相继不断。除人所共知之孟荀书，为孟子荀子所著者以外，自来对于其他之儒书，如《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乐记》、《礼运》、及《易传》、《教经》等，为何时人所著，原有问题。此渚书皆规模弘远，气象阔大，内容充实而有光辉。今人若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过于简淡，不得孔子之旨者，正宜先看此诸书。若照汉儒所说，则此诸书皆孔子答其大弟子之问，而为此诸弟子所记。如谓《礼运》为子游记，《乐记》子夏记，《大学》、《孝经》为曾子记，《易传》商瞿所传，《中庸》则孔子之孙之子思著。但经宋代儒者以后至今人之考证，却于此提出种种问题。今之学者，乃多不信此汉儒之说。此则讲来话长。简单说，此诸书中引及孔子言者，恒冠以“子曰”二字。至少可见其余未冠“子曰”二字者，非孔子所明言。汉儒之谓为子游、曾子、子夏等所记者，亦可只是推想之辞。汉儒之必谓此诸书，皆孔子所说，弟子所记，乃因其必欲确定诸书之著者，并由此以推尊孔子，及其弟子。但我们不说此诸书为孔子所说，弟子所记，亦并不是谓孔子不能说此诸书所说，亦非即贬抑孔子。实际上，就此诸书之内容说，皆可为《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及此诸书中明说为“子曰”者之所涵。孔子亦当自能有智慧，以说此诸书之所说。但此却不证明只有孔子能说此诸书中的话。作为一伟大的教师的孔子，应当使其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亦能将孔子明说者隐涵的意义，加以发挥，而更明说之者。所以，在我个人对于坚主此诸书皆孔子所说，弟子所记者，固不顾多所争辩。人一定要如此说，亦未尝不可，因总是一孔子之道。但认为若从历史考证看，则我仍偏向在说此《礼记》、《孝经》、《易传》之书，乃孔子之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之所著。其成书当在晚周、秦汉之际。 今说此诸书之言，非由孔子所明说，孔子之直接的弟子所记，而使我们不能确定此诸书之著者，自会使人觉有一遗憾而不满足。但是我们于此可从另一面去想。即正因我们不能确定此诸书之著者，我们更可对此诸书之著者，只求发挥孔子之道，而不求传其个人之名的精神，更加以感佩。所以我在《原道篇》说：著此诸书者，乃是晚周、秦汉之际“遁世不见知而无悔”之儒家中之贤者，亦天下大乱、秦政暴虐之下豪杰之士。而除了著此诸书者外，参加秦代《吕氏春秋》之编著者，及汉初《淮南子》一书之编著者中，同样有不少儒家中之贤者，而名不见经传者，然后有《吕氏春秋》，《淮南子》书中之儒家思想。这些儒家之土，念念不忘孔子之言，对孔子之学，力求加以保存于秦汉之政之下，以传孔子之名声于不朽，而他们自己，则宁隐姓埋名而不惜。此正见他们之伟大处，而更值得我们之无限的感佩。若莫有他们，孔子在秦汉之后的崇高地位，亦无由建立。他们只是一些社会民间上之无名的人士，显然说不上是有任何政治现实上的势力。 在秦政的暴虐之下，始皇焚书坑儒。而首先反抗秦王，而造反的陈涉，则《史记·儒林列传》载其好儒术。陈涉称王，而鲁诸儒，持礼器往归之。陈涉又立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显然此时之儒家思想，只存于社会民间。汉高祖初起亦看不起儒生。过鲁时，乃以太牢祭孔子；其得天下后，乃听听陆贾之以仁义之道治天下的话。然汉初之政，仍杂用黄老与申韩，儒家思想并不得势。董仲舒之贤良对策，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不是在百家之中独选一孔子，而压制他家之学术思想，只是因孔子原不被视为百家之—，而是上承其前之中华文教，为诸子学术之共源。罢百家尊孔子，即谓须尊此学术共源，以立国本，不可只以一家之言如纵横、黄老、申韩之言，为政教之本。故尊孔并未阻止当时他家学术思想之在社会流行。但董仲舒之要汉武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则是针对汉武帝之急功好利而说。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之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员之议，但对董仲舒所讲之孔子之道，并未真正相契。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之三十弋文质改制之篇，明主张王朝须更迭而兴，有如阴阳家之五德终始之说中，言—朝代之德既衰，则有新朝代继之而起。此乃本于孔子、孟子、荀子，皆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命无常、得乎丘民为天子，其尊君只是尊得民心之君。故孔子称尧舜之禅让，孟荀皆称汤武之革命。阴阳家及董仲舒之说，皆承此而来。后董仲舒之弟子眭弘，更明谓依其先师之教，劝汉帝应“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封百里”(《汉书·眭弘传》)。此董仲舒之思想，显然非只为汉代之君王设想，亦非为维护一家一姓之统治权而有。汉武帝立盐铁由政府专卖之法令，以与民争利。但到汉武帝殁后，昭帝宣帝时期，却有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与当时之政府中之丞相、御史大夫之一大辩论，记在桓宽《盐铁论》一书。此贤良文学之土，正是本董仲舒之贵民、爱民之儒家思想，以反对当时之丞相御史大夫之只求富国，不求富民之法家思想，而主张取消盐铁由政府专卖之法令者。此令亦终废。此即证明董仲舒及贤良文学之士所代表之儒家思想，与汉帝及政治上居高位者之法家思想，正处于一对反的地位；而以其所持之“理”，与居政治高位者之“势”相抗。则试问今人之说儒家思想，只是为专制帝王服务之说，如何说起?说此董仲舒之推尊孔子，是为投帝王之所好，或说孔子之地位之提高，乃由汉武帝之听信董仲舒之独尊孔子之言而来，又如何说起?汲黯明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何尝真正尊崇孔子?董仲舒与贤良文学之土，皆是在政治中居下位，而为孔：子之道奋斗的人。由他们之奋斗，而后汉代之儒学之地位、孔子之地位，日益提高。后来之儒家学者继出。至东汉之光武，因尝为太学生，故能更崇儒学。而有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所说之东汉之风俗之美，见：广东汉之末之讲学之风之盛，‘气节之土之出。此是儒家之影响及于政教，而固非儒学由汉武帝表面之尊尚，而盛兴之谓电。 孔孟荀以降至汉之儒家思想，与中国历代之现实政治之关系，当然是极复杂的。儒家自然莫有建立现代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前的中国，亦无行民主选举的社会条件。儒家原亦主张天下国家在平时应有君臣名分的维持，以建立平时之社会政治的等级次序。但依儒家之理想，是力求人之贤德与才能之价值秩序，与社会政治上之等级秩序，互相配应。在其不能相配应，而君主无道时，则主张禅让与革命。故就现实政治对儒家思想之利用说，则儒家之言 君臣名分，固可为君主、官僚，所利用为维持其现实政权之工具。 然儒家之禅让，亦可被权臣利用，来逼使君王让位。如由汉让位王莽起，而魏受汉禅，晋受魏禅，直至宋、齐、梁、陈，皆借儒家之禅让之名，以行臣代君，而改朝易姓之实。而在另—方面，儒家劝；主张在上位无道时，在下者可以叛上。《论语》中记：公山弗扰叛，与佛反叛，孔子皆尝欲往。无论孔子之目标何在，总是许此下叛上之事。《墨子·非儒篇》更记孔子之弟子为臣，而处处叛上之事。陈涉亦好儒术而革命。直至清末之苹命，仍本孟子之民贵君轻之说。在儒家思想，兼有维持君臣名分、禅让、革命三者。无沦人要三者之任一个，皆可以儒家思想为根据。儒家于君王、臣、民，并尤偏袒；君有道，则尊君；君德衰，则当禅让；君无道，则人民得而诛之。儒家只是坚持人之“道”与“德”，为政治之标准理想所在。至于要加以利用，昏君要固位，权臣要篡位，暴民要作乱，皆可取片面的儒家之言为据。但我们须知世间任何好的思想，无不可被利用。于此，被利用的孔子所传之儒家思想，可不负一切责任，孔子之地位亦不因之而动摇。 然我们真要了解孔子在中国历代文化中之地位之形成，更当自宗教思想、史学、文学、哲学之各方面看。此乃属于儒家之广义的“师道”之内者。譬如在汉代，孔子之地位之提高，便应追溯在纬书中所传之孔子。此纬书，乃一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方术之：上思想之混合品，而表现汉代之民间知识分子之宗教思想，而只假托诸孔子者。在此纬书中，孔子被神化为天上之黑帝所诞生；孔子作《春秋》而“天雨粟，鬼夜哭”；孔于预言秦之必亡，亦为其后之新时代立大经大法。由此而衍成汉人之孔子为汉制法之说。此孔（作者：唐君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