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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年，第2页） 我赞同钱穆先生对于孔子一生活动的划分及其各自意义的诠释，但是我不同意他所揭示的孔子一生活动的三个部分的地位。在我看来，在钱穆先生那里“退居次要地位”的“政治事业”既是孔子一生活动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点。强调个人的进德修身而贬抑政治事业的思路其实来自对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所作的流俗的理解，而这一理解本身是成问题的。古人对于“德”的理解绝不单单指涉个人的进德修身，如果没有个人在群体事业当中的成就与贡献，“德”就无从谈起。政治事业绝不是人进德修身之后顺便附带关注的事情，相反，孔子时代强调的是，个人之德是政治事业的必要前提。 在同一篇文章中，钱穆先生还简短地回顾了经学史的历程，与朱维铮先生等人强调的相反，他认为汉代经学与清代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孔子的真精神，而宋儒在阐扬孔子真精神方面贡献厥伟。与朱维铮教授亟亟欲排宋学于经学之外相反，钱穆先生认为宋代经学才是经学之中最重要者。汉儒之长在通经致用，但忽视自学与教人精神，难免成章句训诂、钻营权术或倚席不讲三者成分裂之局面。清儒以恢复汉学自命，詹詹雕虫，专治古籍，遗忘政治之大事，对于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更不甚了了。唯有宋儒，有书院之设置，有义理之寻绎，有人格理想之追求，有政治之实践，颇具孔子旧规。最近钱先生得意门生余英时教授有《朱熹的历史世界》之作，其目的也正在于恢复宋儒的真面目。他们不是一群只会空谈性理的陋儒，他们的真生命和真精神也不在于什么“道德形而上学”，而是“得君行道”，救苍生于水火。“横渠四句教”的庄严和宏阔岂是蝇营狗苟之辈所能企及的！从这一角度来重新观察经学之真意，思过半矣。经学与经术，固然由于历史的特定原因和某些学者个人自身的问题，使人误而为一，但是溯其源，放眼量，探其巢，得神髓，其判然分途，不亦明乎？ 在我们的经学史研究中，很奇怪，不是经学内容本身的阐发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历史的一面（historical aspect）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经学史研究和历史研究面对着同样一个问题：“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人有意无意间默认了一个基本前提，即经学是属于传统的，而“传统”是“现代”的反面。余英时教授反省他自己的治史历程时说，他的思想历史研究总是会延伸到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他认为自己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自身的延伸。我们再也不能像费正清那样，把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看作是由西方逼出来的现代化进程，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的“应战”过程，而不深究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刻的辩证关系，没有注意到传统自身作为载体，作为先在的条件，与现代相摩相荡，相辅相成，其中既有“游魂”的出离，又有制度的内在转换，更有对于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拒斥、冲击与超越。 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宗教。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与历史道义感首次体现在《春秋》经当中，并且体现在整个经学史的发展行程中。经学的根本精神亦可以一言以概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经学的生命是为新的，常新的。尽管我们并不否认，由于种种原因，经学在历史上也曾经经受各种歪曲、毁谤、污蔑，并曾误入歧途，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像海外汉学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样,我们也不敢苟同周予同、朱维铮等学者的观点，认为经学应该为中国历史进程当中各种丑陋的、腐朽的、卑劣的、阴暗的情状负责。经学史的研究不是要把经学当作永远过去了的历史，不是大打落水狗，因为我们西化和西化得不够而自我贬黜，对我们民族的文明核心进行贬黜，而是要让我们以经学的精神进入历史。 至今为止，我们有一部并且只有一部经学史，那就是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该书最后提到：“学者诚能于经学源流正变一过，即知今之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莫不著有成说，津逮后人。以视前人之茫无途径者，实为事半功倍。盖以了然于心目，则择从甚易，不至费日力而增葛藤。惟西汉今文近始发明，犹有待于后人之推阐者，有志之士，其加之意乎！”（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252－253页）这句话中有两点，今日之治经学史者必措意而深思之：一曰于经学之历史、精神有了解之同情，在此基础上“于经学源流正变一过”；二曰有新的“发明”，推阐新意，以创新说，即所谓“讲求今文微言大义，而不失之琐”。今天，经学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借以反思和批判我们的现代性，为我们创造性地回到具有伟大力量的开端提供契机。 经学既是制度，又是风俗－伦理，还是精魂。对于经学史的研究，既不能象以周、朱二氏为代表的那种研究范式那样仅仅把经学看作是封建帝王实行统治的权术，也不能矫枉过正，把一部经学史简单化成一部经学思想史，甚或变成哲学史的蹩脚的替代品。经学是五千年中国文明所形成的规范和指导中国人生存的大经大法，对它的探讨就是从整体上探讨传统中国文明的本性及其可能性。余英时认为儒家思想以后只能以游魂的方式出现，这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认为传统儒家的制度建构和风俗建设已经不再可能，而这种认定也说明他分享了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归宿的洋腔洋调。 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晚年在他的哲学遗嘱《“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当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也许对于反思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经学不无启示。在《明净》周刊记者问到如何才能摆脱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思想时，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当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而在稍后问到德国人的历史使命时，海德格尔说：“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是在世界什么地方出现的，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编选，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12－1313页）对于我们来说，经学就是那种“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我们时代的困境的改变，我们思想自身的推进都不能离开经学这个“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唐宋之际新儒家面对“佛教征服中国”是作如是想，我们今天面对“西学征服世界”时亦当作如是想。我们理应当也有这种深信。 经学史的写作问题决不单纯是一项与对经学性质的判定毫无关系的行为，严格地说，经学史的写作本身就应该标明自己对于经学的态度，不存在什么“价值中立”的人文科学研究。我们所要去领会的一切历史，都是我们自身的历史（Geschehen），而不仅仅是与我们的生存处境毫无关系的外在的历史（Historie）。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要去把历史作为一个物去打量，去观察，从中得出什么似乎可以外在的用来“借鉴”的历史，历史就是我们自身仍然生存于其中的历史。我们没有迂腐到象马一浮那样认为六艺赅遍天下一切学术，也没有借奉劝天下人读经以维护自己利益的权谋，事实上，深明经义者往往是他们的敌人，我们可以从汉儒和宋儒那里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例证。我们要正告经学史学者的是，历史的反讽常常陷我们于可笑的境地，我们曾经把经学当作僵尸，现在很有可能的是，我们自己会被当作永远的僵尸而被遗弃。（作者：王志宏 云南大学哲学系） 摘要 以周予同和朱维铮为代表的经学史研究流派是乾嘉学派的考证和西方实证主义的混合物加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极端怨恨。它理解经学的基本前提有二：一，中国古代社会是中世纪社会；二，经学在中国古代社会只充当政治权术。这种理解经学的思路是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古代经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脉络的。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从西方现代文明和思想的角度出发评估经学的思路。经学研究必须包括制度建设研究，风俗－伦理研究和经学思想研究这三个互相交织的方面，而且，对它的研究应当和解决我们时代面临的困境的任务相联系。 关键词：朱维铮 经学研究中世纪 政治权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