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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圣”与“神”之间 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为什么会是一个理论上假设？因为他把认知的原则推而贯彻于实践的领域。牟宗三先生很敏锐地指出，康德论自由的必然性问题，其思路有一个“滑转”：把自由的问题“滑转”为经验知识的界限问题。[17]这个“滑转”，实质上就是把认知的原则推而运用于实践的领域。康德在用理论理性的尺度为实践理性划界，认为人不能对自由、对本体界有任何直观、经验和知识的同时，亦进一步推论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有他才拥有对本体界的理智直观[18]。本体的世界在其内容的实在性上是一个属于“神”的世界。康德的这个思想，体现了西方哲学与宗教精神互证和互补的关系。 “学以至圣人之道”[19]，是儒学的目标。这“圣”是“自由”的实现，它要求的是存在实现义的“通”，而不是“全知”。 《荀子·解蔽》说：“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事之变，与愚者若一……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王阳明则说：“（圣人）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唯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20]又：“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21]从这几段论述可以显见，儒学对知识的有限性有明确的意识，但它既不以认知作尺度为人的实践理性设限，亦不由之推而对“圣”作“全知”的要求。在儒家看来，“圣”的超越性另有本原，“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与认知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二者不可混淆。 “心体之同然”，典出《孟子·告子上》[22]，即指由人的自由抉择所确立的先天道德规定。此为“圣”的超越性之内在本原。“圣”的实现，与认知的达成，不仅其本原不同，其方式途径亦复有异。人在认知的意义上，不能周遍于万物；但却可以当下因应事物之时、宜而与物无不通。这是存在实现意义上的“通”，而非认知意义上“全知”。阳明所谓圣人之“全其万物一体之仁”，“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皆指此而言。 《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孟子·尽心上》说：“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两段为人所熟知的话，即表现了儒学达到超越的方式。“万物皆备于我”，过去被批评为“主观唯心论”。这是从认知角度看待儒学所产生的误解。若从认知的意义讲“万物皆备于我”，何啻“主观唯心论”，更是康德道德哲学意义上之“神”的“全知全能”。但很显然，儒家所理解的超越性，并非从此一角度立言。实质上，由“诚”所达致的“万物皆备于我”与“合外内之道”，其方式和途径就是忠恕行仁之方。“反身而诚”是“忠”，“强恕而行”是“恕”。成己以成物，亦是忠恕。其义乃由存在的实现达于人己、物我的沟通。而“万物皆备于我”和“合外内之道”的超越，亦不神秘，无非要于行事应物处，能够仁心流行，“时措之宜”而已。随处因任事物，“时措之宜”，乃能与物无不通。古书恒训“圣”为“通”[23]，皆着眼于此。 可见，儒学达致超越的“圣”，要求的不是“全知”，而是存在实现义的“通”。这与康德道德哲学所设定的“全知”的神，根本不同。在这个“圣”与“神”之间，亦体现了儒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哲学进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