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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共性 关于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类似点，早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十七卷·子部·杂家类·墨子·十五卷》条下说：“然佛氏之教，其清净取诸老，其慈悲则取诸墨。”就是将佛教的思想分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而以为皆从道墨二家引取得来。提要更论证其说：“韩愈送浮屠文畅序，称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为墨盖得其真。”可见，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确有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本质都是“爱人”。“兼爱”指人类整体之爱。正如《墨子·大取》所言：“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世之人也。”从时间、空间而言，爱是没有时空限制，无论是对大区域、小区域的人，或是此方、他方之人，亦或是过去、现在、未来世的人，皆应平等的对待，爱他人如爱自己，彼此相爱，不分彼此。由此可知，墨家的兼爱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无有此方、他方之别，为对全人类的普遍之爱。佛教慈悲观的核心，就是以爱心去帮助众生，觉悟众生，解救众生，使众生摆脱生死轮回的苦境，到达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可见，佛教的“慈悲”观与墨子“兼爱”观在“爱人”这一本质上确有不谋而合之处。 其次，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基础都是“平等”。墨子的“兼爱”观在层次上有无差别之意。墨子批评儒家“亲亲有术、尊贵有等”的差等之爱，主张平等互爱，提出“兼相爱”的崭新观点。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等级和亲疏界限，使“兼爱”有了全新的意义。《墨子·法仪》言：“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小取》：“获婢女，人也。爱获，爱人也。臧（奴仆），人也。爱臧，爱人也。”墨子认为不论国家大小强弱，都是天之国，都应该平等；不论上层统治阶级的天子、诸侯、公卿、大夫；还是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工匠、庶子、农奴，都是天之民，在天之前，一律平等。这意味着应“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其中显现的是视人如己，爱别人犹如爱自己的生命平等思想。《墨子·大取》亦言：“爱人之亲，若爱亲。”很显然，墨子的“兼爱”观已经超越了血缘的限制，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高低，一律人己等视，视他人如自己，爱他人如爱自己，爱他人的亲人犹如爱自己的亲人，不论阶级、贵贱，普遍无有差别地泛爱众人。宋代僧人清远说：“若论平等，无过佛法。唯佛法最平等。”佛教“慈悲”观认为，慈是与乐，悲是拔苦，慈悲不是以我为中心而出发的，而是建立在一切众生平等的基础上，从物质方面来讲，一切众生皆同一体，绝无差别；从精神上讲，一切众生同具心识，而且精神更无界限可分，尤足表明其为平等一体，所以佛教中又称慈为平等慈、无缘慈，悲为同体悲。佛经亦云：“一切众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当作佛。”这就是说，信佛众生等无差别，自性与诸佛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可见，佛教所说的平等，不是局部的，乃是全面的平等，不单说人与人平等，佛与佛平等，人与动物，人与天神鬼狱都是平等的；不单说有情平等，一切心法，一切色法，心法与色法，因法与果法，无不平等，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佛教的慈悲观主张，十二类生，都要救度，一切众生，慈悲摄受，冤亲平等，以德报怨。由上述可知，佛教“慈悲”观与墨子“兼爱”观都主张平等，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在程度上，佛教“慈悲”观的平等更深入，不仅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主张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之间的平等，人与佛的平等。 再次，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都关注和平。墨子“兼爱”观产生于天下纷争，兵祸连年的春秋战国之际。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争权夺利，相互间进行着多次残酷的战争。“强之劫弱，众之暴寡”。（《墨子·兼爱下》）列国割据，征战不休。孟子说他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当时热衷于征战的诸候，他们不惜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财力，以求达到掠夺别国的土地和奴役别国的人民的目的。这就使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且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墨子认为安定社会，治平天下，“兼相爱”是济世良方。若天下人都能“兼相爱”，爱人和爱自己一样，那么，也就没有不孝不慈了，也就没有盗贼了，也就没有大夫乱家，诸侯相攻国了。天下乱事都没有了，天下就安定了。“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只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兼相爱、交相利才可以实现。只有“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人人相爱，人人互利，祸篡怨恨之事，均无从发生，那么天下才可以大治。 与墨子“兼爱”观追求和平的理想相似，佛教在慈悲思想的基础上，首先确立了非暴力的原则，即以“不杀生”作为全部戒律的首戒。因为一切有情众生都有生命，有灵性。小到一草一木，大到芸芸众生，都应该慈悲为怀，不可滥杀无辜。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并没有停留在深奥甚至有些晦涩难懂的经文之中，而是被广大虔诚的僧侣和信徒转化为日常的行为准则甚至成了习惯。“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更把这种慈悲胸怀表达得淋漓尽致。对蝼蚁、飞蛾等类尚且如此爱惜，更不用说对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身了。所以，中国佛教特别反对战争和刑杀，并提出断酒肉、吃素食等主张。特别是从太虚法师大力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以来，中国佛教界一直关注世界和平，渴望世界和平。呼吁与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当代佛教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见，墨子“兼爱”观和佛教“慈悲”观追求和平，反对战乱的主张是一致的。 此外，墨子的“尚俭”、“节用”思想与佛教“苦行”思想；墨子的“非乐”思想与佛教的“清规戒律”等诸多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