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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哲学著述回眸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是湖南长沙人，1911年即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他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又访学于英、德、法、意等国，1925年回国后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该系教授、系主任。抗战期间，他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此后，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955年又调到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可以说，他是最早把西方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其代表作《逻辑》（1936年）、《论道》（1940年）和《知识论》（1948年）等说明了这一点。 《逻辑》：国内唯一新水准逻辑教本 金岳霖初到美国时读的是商业科，但总是“引不起兴趣”；不久就改学政治学。1918年和1920年他先后获政治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据他自己说，对哲学发生兴趣是开始于1919年。那时他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英国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格林（T.H.Green）的著作使他“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1922年，在英国伦敦时，有两本书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特别大。一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ofMathematics）,另一本是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休谟的书能够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讨论，给他以“洋洋乎大观”的感觉，从此，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不再是他致力的方向，而“进入了哲学”的研究领域。（金岳霖：《论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在哲学领域中，他对逻辑又情有独钟。据说，他早在读中学时就有很强的逻辑意识。他曾觉察到“金钱如粪土”和“朋友值千金”这两句民间谚语不可能同时成立，因为从这两句话中可以推出“朋友如粪土”的荒谬结论来。他在读罗素的书时，事实上已经接触到逻辑了；当他欣赏分析哲学，发出“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的赞叹时，再进而欣赏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逻辑》一书是金岳霖在清华大学讲授“逻辑学”课程时写的讲稿，1935年由该校出版部印成讲义。1936年又列入“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61年，列入“逻辑丛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并于1962年、1978年、1982年多次印刷。 该书主要是讲逻辑学中的演绎法，第一部分中作者以现代逻辑的眼光介绍传统逻辑的推理的理论；第二部分进而对传统逻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第三部分介绍了一个节略的逻辑系统（即选取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中近300个定理，组成一个精干的逻辑演算系统）；最后深入探讨了逻辑和逻辑系统中的种种问题，对之进行了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是“一种逻辑哲学的导言”。 当时，他的逻辑课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逻辑》的出版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贺麟曾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9页）殷海光也曾撰文盛赞此书，“观点纯粹、严格，解析精密”，是“中国有逻辑以来，亦即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刘培育主编：《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页）他本人于是被学界称为“中国现代逻辑学第一人”。 金岳霖不仅在逻辑学的教育方面成绩卓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在普及逻辑学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1959年，他组织哲学所逻辑组的同仁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并亲自撰写书中“判断”这一章，此书在1962年出版后的20年间出了5版，印刷了100多万册。1961年主编《形式逻辑》，此书于1963年写成，1979年正式出版，是“十年动乱”后出版的一部高校逻辑教材，后被许多高校所选用。 《论道》：用西方逻辑阐发中国哲学传统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期间所写的《论道》是一部独创性的本体论哲学著作。该书采取逻辑学的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又重新排版印行。 他把哲学中的“本体论”（亦称“形而上学”）叫做“元学”，是哲学的中心。别人问他，为什么用《论道》作为书名？他说：“道字有中国味。”他在“绪论”中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金岳霖：《论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因此，他把《论道》作为安身立命之作来写的，全书弥漫着一股诗人气质和浪漫精神，充分体现中西哲学相结合的特色。他在晚年曾经表示，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书”。 在“绪论”中，他阐明了对研究“元学”与研究“知识论”的不同态度。他说：“关于道的思想我觉得它是元学底题材。我现在要表示我对于元学的态度与对于知识论的态度不同。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论的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金岳霖：《论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在书中，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系列范畴，运用西方严格的逻辑方法，在分析、推演和论证的基础上，借助于逻辑学的形式，阐述了他关于宇宙、人生的总看法。 冯友兰对《论道》评价极高，认为金岳霖的《知识论》和《逻辑学》都是“体大思精”的著作，但它们都是“知识论、逻辑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知识论”和“中国逻辑学”；而《论道》则不然，它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融合为一，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它的体系确切是“中国哲学”，并不是“哲学在中国”。（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冯友兰还提到，当他在写作《新理学》时，金也正在写《论道》。冯友兰比较了这两本书，认为，他自己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是“旧瓶装新酒”，而金岳霖在《论道》中，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还创造了一些新名词，是“新瓶装新酒”。他们两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金岳霖对冯友兰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冯友兰对金岳霖的影响，“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如果说冯友兰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那金岳霖的长处就在于“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事情，经他一分析，问题会层出不穷”。（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9~240页） 对于金岳霖哲学所体现的中西融合的特点，逻辑学家周礼全是这样评价的：“金岳霖精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且精通西方的现代哲学和现代逻辑。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可以看到从赫拉克利特哲学到康德哲学中的许多合理的因素，也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许多精密思想。但是，他的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周礼全：《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载《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林志钧曾撰文指出，《论道》一书“组织之严密，思想之精辟，感情之深挚，规模之伟大，皆不易及，为研究中国哲学而要会通逻辑学及西洋哲学，参合新旧，由分析而综合，自成一新哲学学者所不可不循之大路”，并称“此亦‘道’之一端也”。（《金岳霖思想研究》，第411页） 《知识论》：中国哲学家建构首个知识论完整体系 金岳霖在完成了《论道》的写作之后，就集中精力撰写《知识论》，这是一本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书。早在昆明时，他就把这本书写完了。但在一次空袭警报到防空洞时，“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就走，致使稿子遗失。抗战胜利返回北平之后，又重新写作。他说：“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到了1948年12月终于写完，交给商务印书馆，但“这已经是解放前夕，没能出版。”到了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他非常感慨地说：这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见金岳霖：《知识论》卷首刊载的“作者的话”） 他认为，“知识论”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去求知识”，它的主旨是“理解知识”，是“研究知识底理底学问”。在《知识论》的“导言”中，精辟地阐明了知识论是什么、它与别的学问的区别，并以17章、近70万的皇皇巨著，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刘培育在他主编的《金岳霖思想研究》一书中写道：“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中国学者写的一部技术性很强的哲学专著。它是接着西方哲学讲的，它把西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统一起来，在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地位做出了贡献。在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界长期停留在纯理性和社会伦理的研讨中，远离经验和事实，不利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金岳霖研究知识论，把分析方法引进知识论，把分析方法和知识论引到中国哲学界，在中国哲学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金岳霖思想研究》，第350页）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综观金岳霖的著作，他的基本的理论框架、思路是西方的，但其思想情感、韵味却是中国的。由于他有很好的国学功底，致使他在西方框架、西方思路之中，融入了很多中国成分、中国色彩，呈现出明显的“中西合璧”的特点。对于他所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思路，擅长逻辑分析，讲究科学方法，注重理性思维的这一面，人们知之较多；而对于他在内心深处所拥有的中国感情、中国韵味的这个特征，人们可能未加详察。他不仅要“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他曾经坦率地承认，“在感情上我向往中国哲学的思想及其韵味”。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家那里，知识与美德是不可的一体，因此，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而“与当代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他不止一次地为西方哲学发展中“苏格拉底式人物”的一去不复返而深感惋惜。（金岳霖：《中国哲学》，中译文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其实，金岳霖是一位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的“苏格拉底式人物”：既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又襟怀坦白、正直善良。1949年之前，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对祖国一往情深的爱国者，1949年以后，他与时俱进，从作为中国新实在论的领军人物，逐步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夏，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金岳霖已经60岁了。虽然他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课，但他是哲学系的系主任，无论在会议上，还是在平时，和我们学生有不少的接触。他怕光，经常戴着一顶帽舌很长的遮光帽，衣着朴素，举止大方。他对我们学生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循循善诱，而又不乏幽默感。在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大学问家，又是一位谦和敦厚、诲人不倦的长者。 作者：林可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