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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有两个意思，一是天与人本为一体，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人间的道德来源于天，来源于自然规律。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如何能证明三纲五常本为天理，并为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呢？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而且也是最难证明的。 对天人合一的证明可以分为“理性的证明”和“心性的证明”两种方法。前者走的是以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达到对“天理”的认识，由对天理的认识再达到对人心的认识，即《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心性的证明，是通过对人心（主要是自己的本心）的认识来达到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进而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即孟子所谓的“尽心知性知天”。两者相比，后者往往需要某种特定的修性行为（如静坐、绝虑），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直觉的色彩，其体验也具有不确定性，往往堕入神秘主义。相比之下，理性的证明却有其一定的优势。以“格物”来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它的基础是经验的，过程是理性的。相比于心性的证明，它是一种 “公共语言”，既可以由自己进行，也可以由他人进行。 术数就是这个证明方法的主要工具之一。如果说，西方的天人对立的分离工具是理性，那么，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主要沟通工具就是术数。 那么，术数又是如何达到对天人关系的这种认识的呢？它是通过把自然界某些类似人类社会礼法、道德的现象加以集中、整理、放大，来达到“人事与天理合一”的。 我们知道，道德礼法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产物，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与自然界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自然界（尤其是生物界）也确实存在阳刚阴柔、阳动阴静的现象。如阳类的事物往往具有活跃、好动、向上的性质，阴类的事物则往往具有安静、向下、保守的性质。科学研究也发现，自然界和人体的物质组成与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情绪与性格，进而影响人的道德水平。例如人体酸碱度的变化等，都会影响人的行为与情绪。在现代心理治疗中，常常通过服用药物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如抗抑郁）即是一例。中国古代科学在这方面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如《黄帝内经》就认识到自然物质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说：“东方生风，风生木…… 在志为怒。南方生热，热生火……在志为喜。中央生湿，湿生土……在志为思。西方生燥，燥生金……在志为忧。北方生寒，寒生水……在志为恐。”又把五行与人的性格相联系，说：“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火形之人，比于上徵，似于赤帝，其为人……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术数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自然界不同事物的性质等同于人类社会的高低贵贱等级，把自然界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夸大、扩展开来，说成是道德本身。 后来的儒家思想仍然是沿着术数开辟的这条路继续前进。例如宋代张载提出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本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人生二元论被朱熹赞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朱子语类》），从此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实张载的这一思想与术数的基本思想是相通的。在术数看来，天地之间是阴阳五行之气俱全的，而木火土金水对应于仁义礼智信，所以天地之性为诚、为善。但每个人所禀的阴阳五行之气有全和不全之分，所以人性有善有恶。例如，《李虚中命书》说：“金得金多，则刚直尚勇，见义必为，过不自知，忘仁好义，思礼好胜”，“土得土多，则重厚藏密，守信容物，或招毁谤，恩害敢为”，“水得水多，则沉潜伏溺，小巧多权，苗而不秀，声誉汪洋”。 (责任编辑：admin) |